一次11人的死刑执行，藏着跨境犯罪的治理答案

有些数字一出现，便会让人下意识驻足，比如“十一人”。

这个数字，曾长期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严打”的记忆绑定——公告栏的红纸、巡回的卡车、响亮的扩音器，还有万人围观的宣判大会，这些场景虽早已在公开叙事中慢慢退场，却在看到“依法对十一名罪犯宣判并执行死刑”的消息时，重新浮现在许多人脑海，也让一个问题悄然浮现：这是不是多年来都未曾出现过的情形？

单从罪名与后果来看，这起案件的判决逻辑并不难理解。

以明国平、明珍珍为首的犯罪集团，多年来跨境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非法拘禁致死等恶性犯罪，受害者皆是被他们控制、剥夺自由的无辜者，同时还伴随规模超百亿的电诈、开设赌场等违法行径，其行为在现行刑法框架下，无疑属于情节、性质、后果均极其严重的范畴。

从这个角度来说，死刑的判决并不突兀，真正让公众感到异样的，从来不是死刑本身，而是十一人被一次性判处并执行死刑的结果。
这样的判决，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司法领域关于死刑的叙事转向形成了鲜明对比。

彼时起，司法语言中便不再强调刑罚的“快”与“重”，反而反复提及“慎重”“严格控制”“依法少杀”，死刑虽未被废除，却被置于尽量不被频繁触碰的位置。

这种转变，并非单纯源于道德层面的争论，更多是制度经验的累积——司法实践早已证明，重刑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而一次误判、误杀带来的代价，却永远无法弥补。

也正是在这样的司法背景下，十一人被一次性执行死刑的结果，才显得格外醒目，它看起来不像是日常司法运转的自然产物，更像是一次被刻意放大的司法表达。
刑罚的本质，从来都是惩罚与警示并存，其背后始终承载着“发声”的功能，而这次针对十一名罪犯的死刑执行，显然不只是对这十一个人的警示。

它是对跨境、武装化、园区化的电诈新型犯罪形态的强硬回应，是对这类犯罪背后灰色地带的明确切割；也是对公众心中长期积压的愤怒、恐惧与无力感的回应，回应着社会对严惩恶性跨境犯罪的普遍期待；更是向所有潜在的违法者、境外的旁观者传递着清晰的信号：法律的红线，绝不容许肆意触碰。

当死刑被置于这样的语境中，其意义便早已超越了“是否必要”的讨论，更偏向于“是否足够明确”的表达。
但回望历史，每一次极刑的集中出现，几乎都发生在某种治理困境被推到台前的时刻，刑罚的加重，往往意味着问题已在前端积累了许久。

就像这起跨境电诈集团案，电诈犯罪的滋生与蔓延，从来都不是因为刑罚“不够狠”。

这类犯罪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依附的是跨境地域的管理落差、不同区域间的监管缝隙、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还有背后高达百亿的非法收益，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才是电诈犯罪屡禁不止的核心原因。

如果这些底层的结构性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那么再严厉的刑罚，终究只能起到阶段性的压制作用，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说到底，死刑能制造强烈的震慑，却很难直接构建起长久的社会秩序。
最终，这十一个名字，成了中国司法打击跨境恶性电诈犯罪的一个特殊“节点”。

他们的结局早已注定，而这个结局带来的，更应是全社会的反思：为什么需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明确法律的边界、捍卫司法的尊严？

当我们为严惩罪犯感到解气的同时，更要看到案件背后暴露的跨境监管、犯罪源头治理等诸多问题。
真正的社会治理，从来都不是靠事后的严厉惩罚，而是靠前端的预防、中端的监管与全链条的治理。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通过一次性执行多个死刑的方式，来证明法律底线仍在、司法权威不容挑战，那或许才意味着，跨境电诈这类恶性犯罪的生存土壤被真正铲除，相关的治理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而在那之前，所有关于这次判决“是否必须”的讨论，都难免带着事后判断的意味。

如今，十一个死刑的判决已然落定，一个个法律意义上的句号已经画下，但这绝不意味着跨境电诈犯罪治理的故事就此结束。

这场针对恶性跨境犯罪的打击，只是一个开始，后续的源头治理、跨境协作、监管完善，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而这，才是守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