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凤霞回忆7：我们家住在天津南市一个大杂院，这里整天吵嘴骂人

母亲和二弟

看到今天的独生子女，真是个个是天使，家家的小皇帝，回忆我小时的家，母亲是天津西头小园农民出身，父亲卖糖葫芦，我们姐弟妹七人，我是老大，从记事起就替父母挑重担，母亲能干要强，给人家做手工活，为成衣铺纤衣服边、盘纽襻，我六七岁就替母亲送活、领活。

那是日本侵华时代，穷苦人吃杂合面啃豆饼的年月，我常背着二弟去排队买杂合面，二弟才三岁他就知道吃饭难。一次我背着二弟，手里拿着布袋，被人挤推倒在地上腿破了，二弟站在一边拉着我的手说："大姐你疼吗？我不吃饭了，我不让大姐来买面……"看着骨瘦如柴的二弟，我心疼啊！我一手拿着买粮的布袋，一手拉着二弟回家。走到一家大宅门前，二弟走不动了，我也腿疼难忍，便坐在台阶上，二弟在一边也坐下了，他爬着玩，我也休息一会儿。二弟爬着看见地上一粒粒大米，可能是主人拉大米时掉在地上的，他人小眼尖一粒粒都捡起来，爬到我面前说："大姐，这是米拿回家里给咱娘……"二弟双手紧紧攥着那点点米，我心里好难受，三岁的二弟就知道这点点米是多么珍贵呀！我接过米放进袋里说："好弟弟，姐姐唱戏挣了钱给咱家买好多好多米、面，叫你吃个饱啊！"

我们家住在天津南市九道湾一个大杂院，这里整天吵嘴骂人，我父母虽没文化不识字，但他们知道这是没有教育，院里有吵架骂人，母亲便把我们拉进屋里不让看不让听，小孩学好不易，坏事听听看看就会了，可要当心哪。母亲常这样教育我们。

过年节大杂院小孩儿一群群比穿新衣，比手里有多少压岁钱，我母亲不许比。她把我们破了的裤腿用新布剪成梅花形，补在破口上，母亲说："这是咱的手艺，手艺可谁也比不了。"从小就知道母亲教育自己创造，自己高兴不攀比人家。后来我唱戏也是自己创造找方法，叫观众欢迎。

母亲是五月初五的生日，那时迷信说五月初五生的孩子命硬。母亲三岁丧父，五岁丧母，跟着哥哥嫂嫂长大，落了个命毒的名声。她十四岁做了父亲的童养媳。母亲处处想着别人帮助人。她自己不相信是命毒。那时天津讲五月初五是五毒出来的五月节，要做老虎搭拉，手巧的母亲，用各色彩布做出蝎子、蜈蚣、壁虎、长虫、青蛙、小老虎，做好一个用钱串起来，下边用五彩线做须子，一串串的可好看了。小的老太太们挂在簪子戴头上，走起来晃晃悠悠；大点的给小孩们挂身上说避五毒，做的蝎子、蜈蚣内装雄黄面。这是母亲亮手艺的时候，母亲总是很早就去南门东升市场花很少钱买来各色杂布，在五月初五前做出来大批的老虎搭拉，初一早就叫我挨家送给老少邻居们。她把我们姐弟妹们叫在面前说："咱们不信邪，不信神，相信咱们人！说我命毒，我毒死谁了？我命毒，我人不毒，你们要跟娘学，有什么好事先惦着咱们的穷命邻居呀……"母亲对我们教育从小就想着别人，经常有点新鲜吃的就送给比我们更穷的人。

母亲随时都教育我们体谅人、帮助人。有一次，我对一个要饭女人不客气，母亲甚至说那是生你的亲娘。

母亲一字不识，她一生热心待人，严格教育子女，以身作则。母亲带着我闯荡江湖流浪唱戏，团结了大批好演员，因此一些四梁八柱都跟我合作的很好。记得在天津中华戏院唱戏，马三立家里孩子多，我母亲把我的份子多照顾马三叔一点，至今马三叔在天津还对人讲新凤霞人缘好，是她有个好妈妈。1948年我和母亲来北京在天桥南头贫民区南下洼子安家，这里是天桥贫民集中的地方，母亲在这里照顾在天桥找饭吃的小商贩，为他们看孩子照顾家。有不平事出头劝解。1950年，封闭妓院、解毒、禁赌，有一个妓院的小女孩儿被养家鸨子打的满身是伤，母亲看她逃出来没地方去，她才十四岁，母亲大胆地留了她说："孩子别怕，有什么事我顶着。"后来这个女孩得到了政府的安排。邻居们都佩服我母亲做了好事。

我母亲热心影响我，父亲年轻时就因生活苦得了吐血病，从不多事，胆又小，也影响了我胆小怕事，窝里窝囊。

我一直想着我的二弟，长的好看，大眼睛，聪明，四岁就知道疼人，我们常吃菜粥，棒子面掺和菜。一家子喝粥，二弟总是把粥剩下半碗倒我碗里，因我从不回碗怕爸爸吃不饱，二弟又怕我吃不饱。母亲说："小的学大的都是好孩子……"在生活中父母是儿女的镜子，孩子学的最快。

二弟四岁了，下边又有了小的，风风雨雨的、泥里爬水里滚的二弟生病了，大夫说需要打一针"盘尼西林"，那时药贵没有钱买，父母急的团团转。院里邻居为我们请来一位农村的中医，他给了一个偏方，用厕所里的尿碱和黄酒掺在一起。二弟的小脸烧得红红的，头好烫啊！

母亲抱着二弟，父亲用手扒开二弟的嘴，硬是送下黄酒掺合的尿碱。本来就奄奄一息的二弟半个小时没有过就闭上了眼了。那时是国家穷、落后，人民受苦的年代呀！回想起我家的亲人事，今天的大人孩子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大伯当劳工

今天，农民进大城市打工，受到人们的欢迎，他们付出自己的辛勤劳动，同时得到社会的承认。可是在日本侵华时期，最可怕的是被"抓劳工"。按着日本人的良民证，大小买卖家都要出劳工。男性被抓去当劳工，九死一生、有去无回；女性被抓去慰劳皇军，受尽迫害。那时真是国家受难，人民受苦。

我家当时住在天津南市南门外荣业大街九道弯贫民区升平后胡同大杂院，日本人一天来几次进行强化治安。有一天，日本人闯进我们的院子，抓走了杨小力、黄二哥、张兴全和我的大伯四个人。

大伯是中医，医术很高，但那年月坐堂，中医要讲穿戴。大伯没有钱，常受欺负。大伯脾气大，不会奉承人。一天，一个日本兵来看病；他得的是性病，哇啦哇啦大叫着让大伯给他看。大伯以为他不懂中国话，便说："你们日本人残害死的中国妇女太多了，得了这种要命的病，是罪有应得。"谁知日本兵懂中国话，听了大伯的话，气得瞪着眼睛拍桌大骂："你的坏了良心！你别给我摸脉了，我要剁掉你这只手……"

那时日本兵可随便进入百姓家抓劳工，我大伯就是因为得罪了日本兵，不久便被抓去当劳工了。大伯一去三年没有音信，大伯母是家庭妇女，给人干杂活做小买卖或做佣人，久劳成疾，不幸去世。

抓去的劳工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大伯是中医，也没有力气，我们都以为他被抓劳工会死在关外了。

五年后的春节深夜，一个披着麻袋片的要饭人倒在我们大杂院的门道里，父亲摸摸他胸口还有点气，就把他背进屋里，"啊！"竟是我的大伯。他已骨瘦如柴，面无血色了。父亲赶快让母亲为大伯倒了碗开水，又用棉被把他包起来为他暖身体。

大伯醒来哭诉着说："我被抓劳工后，被日本鬼子用绳子捆绑起来。到了日本，他们就剁掉了我的右手。劳工中有一位好心的医生，知道我跟他同行，为我医了伤。我们一同被抓的四个人，三个已死在了日本，我在日本用一只左手劳动，总算熬到了今天。我要活下去，我要亲眼看看那些残害中国人的日本鬼子的下场….."

卖茶的大伯母

大伯父因为生活太穷苦，人又太倔，实在无路可走了，当华工去了东北，一去三年没有音信。有人说：日本招去的华工，九死一生。

可怜撇下了大伯母，没儿没女，大伯父比大伯母小五六岁。有从东北卖华工的回来，说大伯父死在关外了。大伯母这人非常刚强，她不哭，也不闹，自己想了个办法：卖大碗茶，带缝穷，自谋生路。

大伯母用一个木箱子装上四个小轱轳，加上两根长把，这就成了个小木车了。这个木车很顶用，里边可热闹了，一块长方形木板，一把大茶壶，几个大粗饭碗，一个布包，包着针线碎布，车把上还套着两三个小板凳。大伯母推着这个装得满满的小木车，到南市大街十字路口大舞台戏院门口的墙角停下来，这里是一个背风的地方。她把车内的壶、碗、包袱等拿出来，从车把上拿下小板凳，把木板盖在小木车上，这个小木车就成了一个桌子了。在车轱轳下头顶住四块砖，这叫"打眼"，车就稳当了。把大饭碗放在板子上，给大铜壶穿上棉布套，为了保暖。大伯母提上大铜壶，到水铺沏上一大壶茶，把大饭碗一个个放在木车板上，把小板凳取下来放在木车两边，打开包袱露出各种颜色的布头，她开始做买卖了，嘴里吆喝着："来呀！喝大碗茶呀……香片呀，水开茶配，正可口啊……喝吧……"吆喝一会儿，她又坐在小板凳吆喝了："补袜底儿，补破袄，破裤……"

大伯母是两只小脚，她推车走到这儿来够累的。她认为最享福的是自己坐下先倒一碗水喝，她自己念叨着："我先喝头一口呀！"

我们虽是亲人，可因为穷苦，谁也顾不了谁。人穷了，亲人也讨厌，也怪不得旧社会人情薄，因为我们家也困难。大伯父死后，大伯母来我家，我母亲就嘀咕说："又添一张嘴！"可大伯母要强，不叫人照顾。我只是早晨喊嗓子回来时，跟大伯母有意地说："走吧！大娘，咱们做个伴儿一道走。"我帮着她推车，大伯母高兴地说："好孩子！可省了我的力呀！"我帮她把茶摊摆好了，大伯母去水铺沏水，我看一会摊儿，等大伯母回来，我再到大舞台戏院去练功。我每天这么做，都背着我母亲。

来喝大碗茶的都是穷人，卖苦力的，拉人力车的，干完活儿喝碗茶，坐下歇会儿。衣裳哪里破了，大伯母就给他们缝上；有的袜子、衣服破得厉害，就得拿回家明天交活。要是补袜底等等的简单活，一边等着，一边喝茶，当时就取了。大伯母做着活，看着摊，手里不闲着，眼也不呆着。大伯母自豪地跟我说："你大娘我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卖茶缝穷两不耽误！"

大伯母为人耿直要强，听说大伯父死在东北，她只痛哭过一次，后来就再也不提，也不流泪了。她说："穷人命不值钱，我想得开。人是生有处，死有地，穷人路死路埋！他死了，我还得活着，这穷罪还没有受够呐！"

她帮工、当保姆、做散活、砸核桃，什么活都干过，最后她卖大碗茶、缝穷。快六十岁了，瘦弱的身子，又是两只小脚，但她从来也不叫苦叫屈。

大伯母喜欢我，叫我为她看看摊，替她续续水。我们住一个院子，不一起吃饭，大伯母一出摊就不能回来，我家做饭大多是我的事，我就把她的饭也给做出来，多做个杂合面饼子，我上戏院子时为她捎去。大伯母吃干饼子、咬口咸菜、喝口水，就这么也算一顿饭了。大伯母常说："有钱人讲究，咱们没钱人将就。"她常年劳累，没有休息。我练完功帮大伯母看看摊，她再去续水，这样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大伯母的女儿，有的人看不起我。但劳动人都说我好，来找我大伯母做活的、喝茶的很多，他们来喝茶坐下歇会儿，跟大伯母搭话，知道我是唱评戏的，说我勤快，懂得疼人。大伯母告诉人家我每天帮她推车，我也帮大伯母为他们补袜子，补衣服。有的破得不厉害，大伯母缝后不要钱。熟人喝茶，大伯母也是不要钱的。但是打补丁的都得要钱，因为得花钱去买布，她说："我能帮人力，不能帮钱力。"

大伯母补补丁的碎布，来源是成衣铺剪裁衣服剩下的下脚料。天津街头常见的缝穷老太太，都是为没有家的光棍汉服务。大伯母说："为这几个钱哪！什么味也要闻，多臭也得忍着。"拉人力车的脱下破破烂烂的衣服，身上只有这一件，换不下来，热汗湿透了，得当时为他补上，让他等等再去拉车。有的是脱下一双又臭又湿的袜子，也得当时给他补上，为了让他穿上去走街串巷做买卖，还得缝得又细又平整，不能让人磨得脚疼。大伯母替她的、这些顾客想得很周到，她说："不修今生，修个来世吧。"

她看见那些卖苦力的、拉人力车的来喝茶，就说："有钱没钱敞开了喝吧，口袋方便就给两个，不方便不用给，记在心里吧。喝吧。"她说着把大碗都倒满了水。有人衣服破个口子，大伯母就主动说："来呀，脱下来，我给你缝几针。从小你不补，扯大了一丈五。"很多人都感谢大伯母，说她是穷苦人的好嫂子……

我每天帮大伯母摆摊推车，也给大伯母惹了事。因为我得罪了当时日本宪兵的一个姓任的头子，他使坏欺负我的大伯母。日本警察对着大伯母说："你在这儿卖茶，得给地皮钱。"大伯母给不起，他们就把大伯母从大舞台赶到庆云戏院，又赶到中华戏院后头。后来警察同几个日本兵在一块喝酒，借酒装疯砸了大伯母的茶摊，还踢伤大伯母。他们还说："不叫你唱戏的孩子来赔礼，你就甭想来摆摊！"大伯母为人很坚强，她看见我哭了，说："你有出息！不能叫这些嘎杂子看见你流眼泪！眼泪只流给亲人看！"

大伯母生活太苦了，为了不拖累我们，她一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一年后，有人说大伯母要饭了，在大风雪的一天死在路上。那时冬天有收尸车，收去大伯母的尸首埋了。

听说大伯母死了，我当夜一人偷偷地溜出家门，在胡同里对着墙哭了一场，谁也没让看见。

长虱子

今天的孩子们一生下来就受到保护、教养。他们的幸福童年真叫人高兴、羡慕。但是我自己的童年可不是这样。

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长大的，小戏班的苦难说不完：跟着二伯父走江湖、串戏园子；伺候姐姐、端茶水、砸腰、捶腿。有时候能上台演个小孩儿、小丫环，扮个小动物，给一毛、两毛钱就高兴的不得了。可是不知怎么的，老是得不到好。唱好了也挨打，说是让你记住是怎么唱好的。唱砸了挨打是理所当然没说的。反正怎么也不称大人的心，是被大人讨厌的对象。加上我从小就不愿意讨好我不喜欢的人，就更招人恨了。

大姐姐算是喜欢我的，可是她最恨我这一头又黑又硬的头发。二伯母骂我："小凤有不了出息！"揪着我的头发狠狠地说："头发硬，粗又密，倒霉倔脾气，甭想唱红了戏！"二伯父也说过："重发压运，唱戏不红。"

我这一脑袋头发也真是负担。夏天梳一次头满身大汗。洗一次头更是累死人，要分成一绺绺地洗，泡一块碱洗。姐姐高兴了，好心给我梳辫子，可是手一碰头发就来了气。用木梳狠狠地梳，我疼的要命也不敢出声。她很耐心地说："小凤啊，这一头重发你剪掉吧。大热的天为这一脑袋头发累心，剪了吧！"我爱我的头发，演戏也用得着。一听说叫我剪头发，我就双手捂住头舍不得剪掉。谁也不愿给我梳辫子了，我只好自己梳个撅撅辫，但绝不剪头发。

那年跟二伯父串村唱连外戏，没有水洗头，日子一长，长了满头虱子，这下子可麻烦了，家里家外谁都讨厌我，二伯母见我就轰："去！去！去！快离我远点儿！远点儿滚虱子蛋去！"我本来就被人看不起，又长一头虱子可真不是人了！我又非学戏、非唱戏不可，非得到二伯母家去不可。二伯母见着我就有气："治好了虱子再来！"

母亲给我用煤油洗头发，说是能把虱子烧死。洗完了头，用一块破毛巾包起来，要包一夜。那股煤油味儿熏的我一夜都睡不着。真糟糕，虱子被煤油烧死了，顽固的虱子蛋一串串地粘在头发上，还是痒得钻心，伸手抓痒还得躲着人。

演《秦香莲》，派了我演小孩儿冬哥，化好了装，刚刚戴上孩发，被管帽箱的大爷看见，上去就给抓下来了，凶狠地推开我说："快一边去！你不知道你头上长了虱子吗？虱子满天飞，人人都倒霉！"不许我演戏我最伤心了。姐姐是要强的人，她看见人人都讨厌我，也是给她难看。晚上下了戏坐在院子里，姐姐说："小凤啊，你想唱戏吗？""当然想！"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可是姐姐冷冷地摇着头说："甭想了，人家连后台都不让你进了。有名的天津南市大舞台，能让你这一头虱子的人进去吗？"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一把把地抓着头发说："反正我要唱戏。虱子能治好，戏也要唱好！"姐姐感动了，她拉着我坐在她身边说："小凤，你听话吧？"我以为姐姐是给我治虱子呐，原来她手里有一把快剪刀藏在身后，一下子把我的辫子连根剪下来了。我刚要哇哇大哭，但拚命咬住了嘴唇没敢出声。二伯父跟着出来了，手拿一把剃头刀。姐姐摁着我，二伯父很熟练地右手拿刀，左手搬着我的头，一会儿给我剃了个锃光。我用手一摸，好伤心呀！完了！一根头发都没有了！我从小就豁得出去，没有办法挽回了，就只能豁出去了！一滴眼泪也没掉。

剃了头也确实干净，彻底地清除了虱子。可是多难看哪！这可成了我没法治的心病了。时刻地用手划拉着，不敢照镜子，可又老想看看，一看，又可气、又可笑。这么一来，倒是可以进后台演戏了，也有人叫我了："小凤过来，让我看看你，成了个秃小子了。真是剃头图凉快呀，剃了头虱子蚬子都没有了。行了，一晃儿就长出来了。"还有人说："头发越剃越长。"见着小朋友们，女孩儿们同情我，可男孩儿们笑话我："剃头图舒服，像个小尼姑，外号杨小秃！"戏班的人张口就有辙有板，见面就叫我"小秃"。可是我想通了，因为我到底可以戴上帽子演个小家院、小兔、小孩儿了。只要能演戏，叫的再难听我也能忍。姐姐给了我一块花布，让我平时包着头。

这回我可以演《秦香莲》的小孩冬哥了，帽箱大爷拿出孩发也叫我戴上了。大爷边递给我边说："小凤你为了唱戏剃了头，还真有个志气呀！"我说："为了唱戏别说剃头哇，拔牙也干！"大爷拍着我的头笑着说："真行，好爷们儿！有个唱角儿的气派！"

我可高兴了，满心欢喜地在台上演戏。演到"杀庙"一场，韩琪杀过来，我被他拉在怀里，谁知他头面上的鬓簪挂住了我的孩儿发，我头上是光秃秃的，没处生根；香莲跑场，把我的孩儿发拉走了，孩儿发挂在秦香莲身上，我成了个秃子。台下一阵大笑，像开了锅一样。下了场，姐姐连骂带打。大伙说："一场戏全让小凤给搅了。"

一个小女孩儿没有头发谁都看不起。我自己一天到晚心虚胆怯，好像全世界的人在注意我是个秃头。出门怕人家看我，跟小伙伴一道去喊嗓子躲在后边。从家里去剧场，走小胡同，藏藏躲躲，就怕见人。

一早去八里台子喊嗓子，要经过火车道，道边上的捡煤核小孩儿很多。我喊嗓子向来都背一个小筐，为的是顺便捡点煤核回家。一群野孩子很坏，可能他们发现我扎着一块花布是剃了头的，在我蹲着捡煤核时，突然有人一下把布抓走了，露出了我的光头。他们跳呀，蹦啊，嬉笑我，还叫着："小秃子，小尼姑，小光头不用油！"我双手捂着头蹲着一声不响。这时有一个常常碰见的，捡破烂的白头发白胡子老大爷，他快步走来往我的头上一摁，原来是一顶破毡帽。他推我一把，暗示让我走，我转身跑回家。

后来我再也没有长过虱子，可是这一回长虱子的经历我永远也忘不了。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