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甘肃一位艾滋病人的“痊愈”，揭开了疾控中心的遮丑布

2003年的甘肃天水瓦寨村，村民李建平的日子过得正红火。他和妻子张女商靠卖土鸡谋生，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二三百块，在村里算得上殷实人家。可谁也没想到，一场好心引发的变故，会让他的人生彻底跑偏，还意外扯出了疾控系统的荒唐闹剧。

事情得从邻居李卫东说起。李建平跟他关系不错，看着他身患重病家境困难，便主动帮忙照顾，扎针、插尿管这些细致活儿都一手包揽。可十几天的悉心照料没能留住邻居，李卫东离世后，一份检测报告让全村炸开了锅——他是艾滋病患者。这个消息像惊雷劈在李建平头上，自己天天近身照顾，会不会已经被感染？

正巧赶上疾控中心下乡大规模采血检测，李建平赶紧报了名，想求个心安。可四天后，家门口驶来的疾控车，带来的不是定心丸，而是催命符。

清水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金集镇卫生院院长李本义等人专程上门，一脸严肃地告知：“经过检测，你已经感染了艾滋病。”

这一句话，直接把李建平的生活打入地狱。同村被确诊的九个人里，八个都有卖血史，可李建平从没卖过血，照顾邻居时也没发生血液接触，洁身自好的他实在想不通感染途径。但疾控中心的“权威结论”，让村民们的猜忌如潮水般涌来，风言风语全往最不堪的方向传。

更让人崩溃的是，疾控中心每三个月就会派车来采血，三五一伙的工作人员往院子里一站，等于给全村人“报信”。原本红火的土鸡生意彻底黄了，没人愿意买“艾滋病人”的东西；走在村里，村民们像躲瘟神似的绕道走，亲戚朋友更是断了往来，喝杯茶的杯子都会被当场扔掉。

精神压力像大山压得李建平喘不过气，他从一百三十多斤瘦到八十多斤，面黄肌瘦得像根枯柴，全身乏力没精打采。医生说他顶多活一年，绝望的他甚至想过轻生，直到妻子拿出全部积蓄，让他出去好好看看世界，才算暂时打消了念头。

可两年游山玩水下来，钱花光了，“大限将至”的他身体却越来越硬朗，这让他心里渐渐生出一丝疑惑。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6年底。李建平去领国家艾滋病关怀补助时，一名大夫突然问他：“你们村是不是还有个叫李建平的？”追问之下，对方只含糊地说“问问，是不是搞错了”，再问就闭口不谈。

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让他开始怀疑这四年的“艾滋病”是不是一场乌龙。

2007年10月，李建平悄悄跑到天水市疾控中心自费检测，结果显示他的CD4值在800以上——这意味着体内艾滋病病毒几乎为零。他赶紧联系甘肃省疾控中心，要求去兰州做进一步检测，可对方却让他在家等着。

几天后，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的领导组团上门，带着两箱牛奶、一床被子和两百块钱，热热闹闹地宣布：“李建平的艾滋病痊愈了！”说完便匆匆离去，像赶场似的不愿多待。

这场突如其来的“痊愈”，让李建平彻底懵了。他越想越不对劲：四年里抽了16次血，怎么连一张化验单都没见过？每次都是口头通知病情，这也太不正规了。带着满肚子疑问，他找到天水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宝录，对方支支吾吾才承认：“你可能不是艾滋病携带者。”

为了弄清真相，李建平四处奔波。他终于找到同村另一个同名同姓的李建平，确认对方的检测报告一直是阴性——答案呼之欲出，当年的血样根本就是搞混了！可当他找到清水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时，对方的话更让人震惊：“其实2006年你的检测结果就显示身体是好的。”

更荒唐的还在后面。面对记者追问，金集镇卫生院院长李本义先是躲在办公室里假装不在，被发现后才辩解“是按上级指示采血”；天水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宝录全程甩锅，要么说“不清楚”，要么说“后来才知道”，对误诊和隐瞒的问题避而不谈；

省疾控中心的席沧海主任更离谱，面对延误告知的质疑，只轻飘飘地说“我们道过歉了”。

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沈洁后来明确表示，艾滋病根本不可能自愈，问题大概率出在基层检测环节。

2003年那次大规模采血后，血样辗转多个地方、经手多人，三天的时间跨度里，很可能发生了污染或混淆。可就是这样一个本可避免的失误，让李建平白白承受了四年的身心折磨，家道中落、名誉受损，两个儿子一个辍学，一个差点供不起。

这场闹剧里，最让人愤怒的不是初期的检测失误——谁都可能犯错，而是犯错后的遮遮掩掩。从2006年发现检测结果异常，到2007年才告知当事人，这一年的时间里，各级疾控中心明明知道真相，却为了掩盖工作失误，任由一个无辜的人活在恐惧和歧视中。

作为守护公共卫生的专业机构，本该严谨负责、知错就改，可他们却用谎言和推诿，给自己的公信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李建平的“痊愈”，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基层疾控系统的漏洞：不规范的检测流程、敷衍了事的工作态度、出了问题就捂盖子的处事方式。

这场持续四年的乌龙，毁掉了一个家庭的幸福，也给所有公共服务机构敲响了警钟——权力和专业背后，更该有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责任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