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总理宴请张治中，趁机公开熊向晖身份，事后发现很高明

1949年11月6日中午12点半，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办了一场特设酒宴。受邀参加这场酒宴的，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他们此前是国民党方面派到北平参加和谈的代表。

在酒席之上，除了周总理和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还有一个人是陪同周总理而来的。此人名叫熊向晖，他是今山东莱州人，出生于1919年。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此前就认识熊向晖——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当时张治中还惊讶地对着熊向晖说道：“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

张治中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熊老弟”此前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和胡宗南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次特设的酒宴上看到“熊老弟”，张治中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惊诧不已，并认为“熊老弟”也起义了。要不然，“熊老弟”怎么会陪同周总理一起来到酒宴。

其实，此时的张治中并不知道，熊向晖表面上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其实他的真实身份却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熊向晖就秘密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1937年12月，在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熊向晖以清华高才生的身份，来到胡宗南的部队中“服务”。

此后，“表现优异”的熊向晖，逐渐得到了胡宗南的器重和赏识。很快，熊向晖就当上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他不仅要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而且还要替胡宗南起草讲话稿。一来二去，熊向晖就成为了胡宗南最得力的亲信。对于这一点，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很早就知道了。

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熊向晖在隐蔽战线上都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比如说，熊向晖曾巧妙地送出国民党军队要“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机密内容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方面的卑劣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保卫中央的安全屡建奇功。伟人曾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

1947年7月前后，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从此便结束了潜伏生涯。后来，胡宗南才从情报部门得知熊向晖的真实身份，虽然被气得暴跳如雷，但是胡宗南考虑到自己的仕途，所以他采取隐忍不发的办法，没有追究熊向晖的责任，只是停止发放熊向晖的公派留学费用。

1949年初，熊向晖在美国完成学业回到国内，开始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献策献力。那时候，熊向晖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一直到1949年11月6日的这场特设酒宴。当张治中说出“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这句话之后，周总理笑着说道：“他（熊向晖）不是起义，是归队。”然后，周总理便向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详细介绍了熊向晖的潜伏经历。

这时候，张治中才恍然大悟，并和邵力子、刘斐等人心情复杂地吃完了这场酒宴。那么，周总理为何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在一场特设酒宴上，当着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要员的面，将熊向晖的身份公开了呢？在酒席上公开红色特工熊向晖的身份，周总理是何用意呢？可以说，事后才发现很高明。

让我们从1949年5月说起，在渡江战役取得胜利之后，我军结合战场实际对各个野战军的进军方向进行了部署。在部署之中，中央明确提出“二野（第二野战军）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四川）、黔（贵州）、康（西康）、滇（云南）”。

为了将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地区的主力部队予以全歼，避免其溃逃至滇缅边境或缅甸境内，中央还高瞻远瞩地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在当时的局势下，这一战略方针具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高明之处，不仅能够迷惑牵制住敌人，而且还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占据战略上的完全主动。

明修栈道，即由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司令员为周士第）在秦岭一线牵制胡宗南所部，给敌人造成我军即将由陕入川的错觉；暗渡陈仓，即以第二野战军主力出其不意地由湘黔边直插川东南地区，从而切断敌人西逃掉滇缅的通道，然后瓮中捉鳖，将敌人聚歼于四川境内。

我军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能否成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在此之前敌人务必留在四川境内，不得提前从四川境内逃至滇缅。形象一点来说，瓮中捉鳖，鳖先跑了，瓮就没有任何作用了。那么，敌人能不能乖乖地待在四川境内，等着我军来包围呢？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溃退，完全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西南地区，除了地方势力掌握的部队之外，敌人的主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胡宗南率领的原西安绥靖公署部队，计有4个兵团13个军共40余万人，驻扎在川北地区；二是由宋希濂率领的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部队，计有2个兵团8个军约14万人，驻扎在川东地区。

也就是说，国民党军队在四川境内的军事部署是，胡宗南率领40余万部队防守川北，宋希濂指挥约14万人防守川东。从这一军事部署来看，敌人是做好了死守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打算。不过，虽然敌人军事部署摆出了死守的架势，但是被我军打怕了的胡宗南和宋希濂并不打算死守，他们二人不谋而合地计划“放弃四川乃至西南，退至滇缅防守”。

1949年8月间，胡宗南和宋希濂一起到重庆，面见前来巡视四川防务的老蒋。当时，胡宗南立即向老蒋建议——放弃西南转进滇缅。不过，向来刚愎自用的老蒋，并没有听从胡宗南的建议，甚至将胡宗南训斥责骂了一通。因为，在老蒋看来，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地区还有一争之力，不战而退难免有点自轻于人，有点不甘心。

不管怎么说，在我军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之前，胡宗南和宋希濂已经计划逃跑了。虽然当时的老蒋并没有同意胡宗南的计划，但是保不齐老蒋会“反复无常、朝令夕改”，最终同意了胡宗南的计划。如果让瓮中的鳖跑了，那么我军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就无用武之地了。

在这样的局势面前，如何让敌人留在四川，不使其逃至滇缅呢？最主要的是让老蒋坚定其“死守四川”的想法。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正式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大幕。五天之后，也就是1949年11月6日，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所说，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办了一场特设酒宴，他当着张治中等人的面，公开了红色特工熊向晖的身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当天晚上，张治中给老蒋写下了一封长信。张治中在这封长信中，主要讲述了熊向晖的地下工作经历，以及和胡宗南的种种关系，最后引申出一个结论——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是我党的对手，而且在情报上远远不是对手。

试想一下，当老蒋接到张治中这封长信时，他会有什么表情呢？事实正如周总理所料，张治中的这封长信很快转到了老蒋的手中，他用家乡方言说着骂人的脏话，并对嫡系爱将胡宗南产生了愤恨之情。说到这里，或许有读者已经明白了——这封长信就是让老蒋失去对胡宗南信任的离间计。

正是因为失去了对胡宗南的信任，所以老蒋对胡宗南提出的“放弃四川乃至西南，全线退守滇缅”的建议，也开始嗤之以鼻。后来，胡宗南和宋希濂多次向老蒋建议，尽快将主力部队撤出四川，以免全军覆没。可是，老蒋完全置之不理，甚至变本加厉地四处调兵，誓要死守四川。

从1949年12月4日到12月16日，老蒋连续四次拒绝了胡宗南和宋希濂“放弃四川、退守滇缅”的请求。有人曾分析说，在当时的局势下，仅从军事角度而言，胡宗南和宋希濂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撤退到滇缅防守的方案，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唯一一条能够苟延残喘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比老蒋鼓吹的“保卫大西南”的空洞口号，要“高明”得多。

然而，正是因为张治中在长信中所说的熊向晖一事，老蒋开始不信任胡宗南；正是因为对胡宗南的不信任，老蒋这才最终拒绝了胡宗南和宋希濂的“合理”建议。这样一来，胡宗南和宋希濂的两支大军就被牢牢拴在了四川境内。也就是说，鳖没有跑掉，瓮已经形成了。

后来，在第二野战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宋希濂所部最先灰飞烟灭，宋希濂在战场上被俘虏。1949年12月9日，云南、西康的国民党军队先后宣布起义，两省获得了和平解放。直到这一天，老蒋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他立即批准了胡宗南“放弃四川，退守滇缅”的请求，命令胡宗南率领部队向西昌方向突围。

然而，此时的胡宗南根本没有斗志可言，他手下的4个兵团先后宣布起义或选择投降。仅仅几天工夫，胡宗南所部就土崩瓦解，胡宗南只能抛下部队，灰溜溜地坐飞机逃往了台湾。这样一来，在我军“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地区的主力部队全军覆没，我军解放大西南的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

让我们回过来头来再说，在胡宗南意欲放弃四川逃至滇缅之时，为了牢牢将其牢牢拴在四川境内，以便我军实施“大迂回、大包围”，将其全部歼灭。周总理出面设宴款待张治中等人，并让我党地下工作者熊向晖作陪，其目的就是将熊向晖的身份公开，并借助张治中之手将此事告知老蒋，从而引起老蒋和胡宗南的矛盾。

此计一成，老蒋断无同意胡宗南“放弃四川、退守滇缅”的道理。后来的事实也正如周总理所料，虽然胡宗南屡次三番请求赶快放弃四川逃至滇缅，但是老蒋始终不为所动。直到胜负已分、结局已定，老蒋这才反应过来，可惜为时已晚了。

可见，周总理特意设宴款待张治中等人，并将红色特工熊向晖的真实身份公开；此后借助张治中之手将此事告诉给老蒋，从而离间老蒋和胡宗南之间的关系；进而利用老蒋将胡宗南和宋希濂牢牢拴死在四川境内，帮助我军在解放大西南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是非常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