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舅蒋超良

我是湖南岳阳的80后，最怕人问起的一句话，便是“听说你家有个当大官的亲戚？”

每次听到，我都只能笑着摆手：“没有的事。”
不是刻意隐瞒，是父亲早在2004年就反复叮嘱：“往后在外头，别跟人提他，更别说他是你表舅。”那时我刚踏入社会，不懂这话里的沉重。 只记得父亲说这话时，手里攥着一把螺丝刀，指节泛白，像是在拧一颗看不见的钉子。 他说，你超良表舅官越做越大，和我们的联系却越来越少，原因直白又刺耳：怕我们找他办事，更怕我们打着他的旗号谋私利。在他眼里，“亲戚”二字，从来不是温暖的依靠，而是避之不及的风险。
母亲偏不信这份疏离。 2003年腊月，她掏出那部带键盘的诺基亚，拨通了表舅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忙音——电话被挂断了。

她不死心，又让我写了一条十五字的短信发过去：“临近过年了，在外头忙，要多注意身体！”没有半句请求，只有纯粹的问候。

可这条短信，从腊月躺到正月十五，始终没有回音。元宵节那晚，母亲半晌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洗菜。

水流声哗哗作响，比平日里大了许多，像是生怕一停下来，心里的某个角落就会轰然碎裂。

我站在厨房门口，忽然懂了：有些人不是走远了，而是从心里，把和你的那扇门，牢牢锁死了。

2005年清明，我们终于在祖坟前见到了他。他来得仓促，走得更是匆忙，一身黑色上衣，身后跟着个提公文包的男助理，像影子般寸步不离。

他给敬了香、鞠了躬，转身就要走。

父亲上前拦了拦：“回来了，留下吃顿晚饭吧。”他脚步一顿，回头看我们，语气平淡：“晚上约了人，就不留了。”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所谓疏远，从不是不见面，而是见了面，也像隔着一条湍急的河。你朝着对岸喊一声“亲戚”，连回声都传不过去。

比他主动断亲更让人无奈的，是村里亲戚们的“惦记”。自他职务渐高，往日冷清的村子忽然热闹起来。

有人端着酒杯上门，笑得格外热络：“你家那位亲戚，现在可真是出息了，天天在电视上见呢。”有人吞云吐雾，话里话外全是门道：“帮我牵个线呗，不求办事，就见一面。”

母亲心肠软，时常望着窗外叹气：“他哪怕回个电话，说句问候也好啊。”

大学那几年，我也动过一次心思。那时想在学校入党，明知母亲手里存着表舅的电话，却终究没敢打。过年回家，长辈拉着我喝酒，说有个小工程项目，“只要你跟你表舅说一声，他点个头的事儿”。

年轻人谁没怕过穷，怕过被人看不起，怕错过唾手可得的“机会”？我借着酒劲，把这话试探着说给父亲听。

父亲只淡淡回了一句：“你真想帮他，就别把他往火里推。”我愣在原地，他又补了一句：“你以为那是关系，其实是给人留的把柄。”那晚我彻夜难眠，窗外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像有无数声音在耳边怂恿。

可我总能想起那条石沉大海的短信，想起祖坟前那句疏离的“不留了”。

后来，消息像惊雷般炸开。

先是坊间的传闻，越传越细；再是官方的通报，一锤定音。他被查了。

村里瞬间炸开了锅，有人摇头感慨“早就看他薄情寡义”，有人冷笑一声“活该如此”。

我站在人群里，没说一句话。只想起清明那天，他站在祖坟前的背影，笔挺得有些僵硬，风吹起他的衣角。

那时我以为那是身居高位的傲慢，如今才懂，那或许是深入骨髓的恐惧。

一个人站得越高，越怕“亲戚”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背后，藏着数不清的请求、交易与暗示，是能伤人于无形的软刀子。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关上门，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不是幸灾乐祸，是由衷的庆幸。庆幸父亲当年的叮嘱，让我们家从未靠近过那条名为“捷径”的河；庆幸我们始终守着分寸，没借着亲戚的名头，去换半分不该得的利益。

有些亲戚的“高”，从来不是福气，而是燃着的火堆，靠近一步，便可能引火烧身。

这些年我看得越来越透彻：有人把亲戚当楼梯，踩着往上爬；有人把亲戚当招牌，扛着去谋利；也有人把亲戚当累赘，躲得一干二净。

可亲戚本该是什么样的？

是过年时围坐一桌的家常，是遇事时心甘情愿的帮衬，不是你走投无路时的筹码，更不是你攀附权贵的工具。

真有难处，亲戚帮一把是情分；总想着借亲戚的名头谋私利，那不是情分，是把人往坑里推。

至于那位渐行渐远的表舅，我终于能坦然说一句心里话：你可以不帮忙，可以保持距离，但不必把“亲戚”二字，当成洪水猛兽。

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对所有亲戚都这般疏离，官方通报里那句“大搞家族式腐败”，道破了真相。

我忽然有些恍惚，这些年他刻意疏远我们家，到底是想保护我们，还是打从心底里，就不愿与我们这样平凡的亲戚有半点牵扯？

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

如今我们家依旧过着寻常日子：上班、种地、养娃、还房贷。再有人问起那位表舅，我还是会笑着摇头：“不太熟，没怎么联系。”

说这话时，心里格外踏实。

不是赢了谁，而是终于明白：靠亲戚走的捷径，大多通向悬崖；把自己的日子一步一步走稳，才是一个人最硬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