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不杀李渊，不是心软，而是最狠的算计。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天才刚亮，长安城玄武门附近的喊杀声就停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脑袋已经落地，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整个皇宫和京城里，太子和齐王的部下还在抵抗，更关键的是，那个真正的皇帝——他们的爹李渊，还活着，而且对这场变故一无所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李世民立刻派出了他手下最凶悍的将领尉迟恭，任务不是杀人，而是“保护”皇帝。记住这个词，很重要。

尉迟恭浑身是血，拎着长矛，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直奔海池（皇宫里的湖）。他撞见李渊时，场面极度尴尬。

李渊和几位心腹大臣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正在湖里泛舟。泛舟？宫里杀得天翻地覆，皇帝有闲心游湖？

这明显是听到动静不对，跑到相对封闭、易守难攻的水上避难来了，结果被人堵个正着。

《旧唐书》里写得生动，李渊一看尉迟恭这架势，吓坏了，连问两句话：“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

这话问得有水平，第一，表明我知道出乱子了。第二，我最关心的是，你现在想对我干什么？

尉迟恭的回复更经典：“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这句话是定调子的。一下子就把李建成和李元吉打成了“作乱”的逆党，而李世民则是“举兵诛之”的正义之师，自己来这是“宿卫”即保卫皇帝安全的。

黑与白，瞬间颠倒。

李渊是什么人？那是从隋末乱世中厮杀出来，一手建立唐朝的开国皇帝，真正的老狐狸。在尉迟恭的矛尖下，他几乎在瞬间就完成了从震惊、悲痛到冷静计算的切换。

他立刻扭头问身边那几个已经面如土色的大臣：“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这话看似惊慌失措，实则是把皮球踢给朝臣，试探风向。侍中萧瑀、尚书左仆射裴寂这帮人精，看着尉迟恭和周围明晃晃的兵器，答案还用想吗？

他们立刻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意思是，那俩小子本来就不行，还妒忌秦王，现在秦王把他们法办了，秦王功劳大、威望高，陛下您只要把太子之位和国家大事交给他，就天下太平了。

李渊就等着这话呢，他马上说：“善！此吾之夙心也。”——好啊，这正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简直是影帝级别的表演。

他难道不恨不痛？但他更明白，此刻顺水推舟，自己还能当太上皇，安享晚年。要是敢说个不字，接下来湖里泛舟的，可能就是他们父子三人的尸体了。

政治交易在几分钟内达成。尉迟恭趁热打铁，提出现在外面各路兵马还在混战，需要兵符令箭统一指挥。

李渊立马下令，让黄门侍郎裴矩跑到东宫和齐王府，宣布太子、齐王伏诛，部下立刻解散。同时又拿出兵符，派宇文士及去宣读敕令，让所有军队听从秦王号令。

就是这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盖着玉玺的诏书，成了李世民掌控全局、平息战火的最合法外衣。

没有这道诏书，李世民就是武装叛乱，秦王府的兵和宫廷禁军、太子府卫队的战斗就名不正言不顺。

有了它，太子和齐王的部下就失去了战斗的合法性，抵抗意志瞬间瓦解。史载“宫府兵遂溃”，京城局势迅速被李世民控制。

等一切都安排妥当，尘埃落定，李世民才“姗姗来迟”，去见李渊。父子相见的一幕更是戏剧性十足，“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据说李渊有“三乳”，这或许是一种体貌特征。李世民这举动，是极力在表演“赤子之情”，趴在父亲怀里痛哭，表示我杀哥哥弟弟是万不得已，我对您的孝心一点没变。

不管这哭有几分真几分假，这场面必须做给天下人看。

从此，事情就完全按照李世民的剧本走了。六月初七，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加了一句重磅的话：“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这意味着李世民拿到了全部权力，李渊彻底靠边站。两个月后，武德九年八月初九（公元626年9月4日），李渊下诏传位给太子李世民。

三天后，李世民正式在东宫显德殿即位，就是唐太宗。而李渊，搬到了弘义宫（后改名大安宫），当起了清闲的太上皇，这一当就是九年，直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去世。

我们来算算，留着李渊，李世民得到了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一，也是最大的好处：合法性漂白。

玄武门之变，本质是武装政变，是兄弟相残。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骇人听闻、违背伦常的。李世民最大的政治危机，不是军事上的，而是道义和法理上的。

他需要一个最高权威来为他背书，证明他不是“叛贼”，而是“功臣”。这个权威，只能是当朝皇帝、他的父亲李渊。

李渊的诏书，就是最高法律文件和官方定性。诏书里说李建成、李元吉是“作乱”，李世民是“诛之”，那么这件事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从秦王府的军事叛乱，变成了朝廷（皇帝）主导的平定叛乱行动。李世民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后来修史，包括《高祖实录》《太宗实录》，都是基于这个调子来写的。

没有李渊的官方认证，李世民就算用武力坐上皇位，也永远洗不掉“弑兄逼父、篡位夺权”的罪名，这个皇位永远坐得不稳，天下有野心的人随时可以拿这个当借口起兵反对他。

第二，皇位传承的程序正义。

古代皇位继承讲究名正言顺。正常的、最无争议的流程就是：老皇帝立太子，老皇帝死了（或活着禅让），太子即位。

李世民严格走完了这个程序。先是李渊下诏立他为太子，法定继承人身份确立。然后李渊“自愿”禅让皇位给他。

这就叫“内禅”，是合法合规的权力交接方式。尽管谁都知道这“自愿”里有刀光剑影，但程序上挑不出毛病。

李世民就成了“继位”，而不是“篡位”。这一点对安抚李唐宗室、前朝旧臣、地方势力至关重要。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可以继续为新皇帝效力。

如果李渊死了，李世民直接从秦王跳级到皇帝，那算什么？那叫谋朝篡位，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国贼。

第三，稳定人心，减少反抗。

李渊作为开国皇帝，在朝廷内外还是有相当一批拥护者和潜在同情者的。他如果突然暴毙，而且是死于儿子之手，必然引发巨大的政治地震和连锁反应。

那些李渊的老臣、地方上的都督刺史，甚至突厥等外部势力，都可能借此生事。李渊活着，而且公开表态支持李世民，这些势力就失去了兴风作浪的旗帜和借口。

他们可以告诉自己，这是老皇帝自己的决定，我们服从就是了。这为李世民平稳度过权力过渡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事实上，玄武门之变后，除了零星抵抗，全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动荡，这和李渊的“配合”密不可分。

第四，维持“孝道”这块最重要的道德招牌。

古代以孝治天下，皇帝更是天下人的道德楷模。一个杀父的皇帝，是绝对不可能被士大夫和百姓接受的，他的任何政令都会失去道德感召力。

李世民留下李渊，并且后来在生活上给予尊崇（尽管有软禁监视之实），经常去问安，做出孝子的样子，这就保住了他个人和朝廷最基本的道德脸面。

他可以通过“贞观之治”来证明自己是个好皇帝，但如果背上了“弑父”的罪名，再大的功业也会被这个污点彻底掩盖。

那么，反过来想，如果李世民当时冲动或者为了“彻底安全”，把李渊一起杀了，会是什么景象？

那他将集齐古代人伦罪行的“顶级套餐”：弑兄、杀弟、屠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都被处死）、弑父、逼宫。

在儒家伦理框架下，这简直是魔头中的魔头，任何一个罪名都足以让他遗臭万年。他将彻底失去所有道义基础。他的皇位，将成为用至亲鲜血染红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成果。

李渊一死，就不会有任何官方文件为玄武门之变定性。李世民将无法解释，为什么皇宫里发生战斗，为什么太子、齐王、皇帝在短时间内全部死亡。

他将百口莫辩。那些原本可能屈服于既成事实的势力，如李渊的旧部、李建成地方上的党羽（如幽州的罗艺）、甚至他的其他兄弟（如荆王李元景、汉王李元昌等），都有了十足的理由起兵“讨逆”。

突厥等外敌更会趁虚而入。唐朝可能因此陷入全面内战，甚至二世而亡。

李世民的个人形象将万劫不复。不会有后来君臣相得的佳话，魏征可能根本不会效忠于一个弑父禽兽。史书上留下的，将是一个比隋炀帝杨广更残暴的形象（杨广至少没亲手杀父亲）。

什么从谏如流，什么爱民如子，根本不会有人相信。他所有的政绩，都会被视作虚伪的掩饰。后世评价，他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的顶端，永无翻身之日。还谈什么“天可汗”？谈什么“贞观之治”？

所以，李世民不杀李渊，根本不是因为心软或者孝心突发，而是基于冰冷到极点的、最高层次的政治算计。

李渊活着，是一个用来盖章的“玉玺”，一个用来背书的“权威”，一个用来堵天下人嘴的“活道具”。

他活着，李世民的权力就有来源，行为就有依据，皇位就有法统。他死了，李世民就只剩下一身血腥和全天下的敌人。

从后续发展也能看出，李世民对李渊的“使用”是非常充分的。他通过李渊之口，将李建成、李元吉开除出宗籍，定性为“庶人”。

他通过李渊的禅让，完美继位。甚至在李渊死后，如何安葬、如何定庙号，都在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

李渊的太上皇生涯，谈不上多舒心，基本被变相软禁，与昔日旧臣隔离，但李世民至少在物质和面子上给足了待遇。

李渊用余生的自由和权力，换来了自己和剩余家族的平安，也保住了李唐国祚的平稳延续。李世民则用优厚的养老待遇，换来了自己权力无瑕的合法性。

回过头看尉迟恭在海池边那个清晨，李渊在极短时间内做出的“正确”选择，何尝不是一种大智慧？

他忍下了丧子之痛和屈辱，换来了大唐王朝没有立刻分崩离析，也换来了自己得以善终。

而李世民，更是做出了他一生中最正确、最精明的一次“投资”——留父亲一命。

这笔投资，回报的是一个稳固的皇位、一个可以开创盛世的机会，以及在历史上留下“明君”之名的可能。

杀了李渊，他得到的一时的心安，但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灾难。

不杀李渊，他承受着一时的道德压力（被父亲憎恨），却赢得了整个天下和后世的名声。

这道选择题，对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来说，答案实在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