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朱标不死，世界将会如何？

一、如果朱标不死，明朝将会如何？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回顾明朝历史时，做出如下感叹：

不有所废，其何所兴？懿文之早世，天所以开靖难也。彼孝友仁慈，出自至性，周成、汉惠，将驾而三之。天之勿永其年，以免玄武门之血，懿文幸矣！然遗其忧于太孙，天未厌乱，罹此疾威，惜哉！

翻译成白话，意思是：

没有旧的废止，新的如何能兴起？懿文太子（朱标）的早逝，是上天为“靖难之役”开启的道路。 他孝顺友爱、仁德慈爱，是发自纯真的本性，其德行足以与周成王、汉惠帝这样的贤君并驾齐驱。上天没有让他长寿，因而避免了类似唐朝玄武门之变的流血冲突，对朱标本人来说或许是幸运的。 然而，他却将忧患留给了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上天还未厌倦战乱，降下如此严厉的灾祸（指靖难之役），真是可惜啊！

这给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历史假设：

如果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不死，能顺利继位并且执政到正常老去，那么明朝的历史会变成什么样？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首先可以确定，根据这一假设，靖难之役是不可能发生的。

作为朱元璋倾注25年心血培养的嫡长子，朱标的太子地位坚如磐石。他拥有来自文官集团（如宋濂、李善长）和武将集团（如蓝玉，是其妻舅）的坚实支持，形成了强大的“太子党”。这意味着他不会面临朱允炆那样的合法性危机。

与朱元璋的“洪武严政”不同，朱标性格宽厚，多次劝谏其父减少杀戮。他若登基，很可能会停止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为部分冤案平反，显著缓解洪武朝后期的紧张政治气氛，开启一个以“仁政宽刑”为特色的新时代。

当然，如果朱标不死，朱元璋晚年为给皇太孙扫清障碍，而清扫桀骜不驯的功臣（例如“蓝玉案”），也根本就不会发生。

朱标长期监国，拥有丰富的理政经验。他可能会更早地完善和依赖文官系统，内阁制度的雏形或许会提前出现并稳定发展，使国家治理更加制度化，减少后期宦官擅权的风险。

朱棣迁都北京,有很强的个人政治考量（离开南京的是非地，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朱标没有这个需求。他可能会继续以南京为都城，或者实践他生前曾考察过的另一个选择——迁都西安或洛阳。

如此一来，明朝的政治、经济格局将会近似“加强版的西周”，强大的中央政府手握兵权，控制本土（相当于扩大版的中原），边境上具有兵权和政治独立性的藩王，将会向西周封建诸侯那样向四方扩张，甚至可能会向海上发展，极大扩张华夏民族的控制范围，启动属于华夏的大航海时代。

这可能正是朱元璋最初的政治构想。否则很难解释为何朱标一死，他就急着诛杀功臣，朱允炆更是忙着削藩，因为原本的布置其实是一种外向型的扩张式格局，但前提是中央必须有强力君主坐镇。

朱标死了，以上一切设想都成为泡影。

朱元璋不得不诛杀功臣为长孙继位扫清障碍。朱棣得位不正，为了避免被掣肘，必须迁都自己的根据地北京，同时极大加强东西厂的权力，为宦官专权特务专政埋下伏笔。

他防止其他藩王效仿自己，拿掉他们的军政权力，将诸王迁往内地，并用财政养起来，使得封建诸侯扩张的设计胎死腹中，明朝不仅不是外向型体系，反而陷入严重内卷和内耗当中。

回顾历史，朱标并不是个案。王室的法定继承人，往往会因为各种意外死去，不得不让一个原本不称职的，甚至只是喜欢抽烟喝酒烫头的闲散王爷上台。

从商朝到明朝，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只有洪玄烨康熙极大完善了宗人府制度，对后宫以及王室成员进行严密管理，才让这一现象大幅缓解（也不能说完全杜绝）。

换句话说，历朝历代为什么总是出现不靠谱的皇帝？

最大的原因是，靠谱的那些继承人，都已经被提前除掉了。

当你领悟到这一层，你就隐约可以看见，隐藏在历史深处最不可名状的克苏鲁，那狰狞恐怖的触手！

二、武丁太子祖己的意外身亡

接上文：

武丁依靠个人权威和亲信小圈子维持威权统治，创造了殷商盛世，但这一模式无法制度化。

当强人领袖离世后，他所依赖的“后宫天团”（掌握实权的妻子）各自拥有强大外戚势力与子嗣，他破格提拔的亲信（如傅说后人）羽翼丰满后，也可能形成新的权贵。

中央权威一旦松动，激烈的权力斗争势必卷土重来。由于原有的制度制衡因素被破坏，其残酷性会远超以往。

在武丁晚年，宫斗已经浮出水面，逐渐白热化。

武丁的太子，原本是妇好所生的祖己。武丁非常喜爱祖己，并早早立为太子。

殷商在祭祀祖先时，有一种祭祀仪式叫做“尸祭”，由活人充当祖先的“尸”，去接受百官的祭拜。“尸”一般由在位商王的长子或长孙充当。因为“尸”除了在祭台上接受祭拜外，可以只食斋而不干活，因此成语成语“尸位素餐”就是从“尸祭”演变而来的。祖己就充当过“尸”受百官祭拜，他获得这样的资格，实际上就相当于太子的地位。

然而，武丁最信赖的妻子妇好去世后，他不得不立第二信赖的妇妌为王后。妇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便不断在武丁面前诋毁祖己。

因祖己十分孝顺，武丁不忍心废掉他，但又架不住妇妌长期的枕边风，手心手背都是肉，最后为了缓解祖己与后母妇妌的矛盾，武丁将祖己派到外地。武丁希望儿子能复制自己在民间成长经历，锻炼能力并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等到成年后回宫掌权。

然后，祖己出宫后没多久，就莫名奇妙地挂掉了！

《太平御览》中记载：“殷高宗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武丁派人调查太子死因，也查不出个所以然，问就是祖己自己想不开，抑郁而终。武丁震怒不已，杀了不少人给儿子陪葬。

武丁想明白了，自己的道路不可复制。当初自己出宫隐姓埋名躲藏在民间，贵族们只当自己早夭，并不知道民间还有一个王子，否则能允许他活到成年并夺了他们的权势？

武丁执政以来，不知道动了多少人蛋糕，灭了多少贵族，多少人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没有对付武丁的胆子，但暗戳戳地对付他的儿子的胆子，不仅有，而且很大。

把王子们天天放在眼皮底下看着，搞不好有人还会暗中做手脚，现在再送王子出宫，那就是送人头。更何况，祖己还顶着一个太子的身份，那简直就是羊入虎口。

三、兄弟联手的双簧

对于太子祖己的死，武丁虽然后悔但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立妇妌的儿子为太子。

妇妌有祖庚和祖甲两个儿子，因祖甲的才能远胜祖庚，武丁准备立祖甲为太子。祖甲从小谦虚有礼，认为弃长立幼不合商王朝礼制，为了避免与哥哥祖庚争夺王位而引起王室内乱，于是谁也没告诉，偷偷逃出王宫，溜了一封书信以示让位于哥哥祖庚，最后武丁只得立祖庚为太子。

《尚书》记载：“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意思是说，祖甲认为代替兄长为王，是一种不义的行为，就逃到民间当了小民。

祖甲是王后妇妌的儿子，主动放弃王子身份。祖庚跟祖甲从小一起长大，对弟弟还有感情，也不会特意去加害他。阴差阳错之间，祖甲就成为武丁之后，第二个在民间长大的王子。

祖庚即位后，基本一切照旧，唯一值得拿出来一说的，就是他为了祭祀母亲妇妌，专门铸造了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后母戊大鼎。

祖庚在位七年后就病死了，临终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下诏传位给弟弟祖甲。祖甲虽然已经隐藏在民间七年，但是他居然第一时间就得到了诏书，回宫继位，避免贵族们从中动手脚的可能（后世案例：赵高李斯篡改秦始皇遗书，逼死长子扶苏）。

闹了半天，这兄弟俩合起来演了一出双簧，骗过了所有人。

武丁从自身经历明白，要想不被周围人忽悠，就要深入一线进行调查实践；

贵族们要想维护自身的权势，就要千方百计地阻塞商王的视听，并阻止商王及其继承人前往一线（后世所有非开国君主，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如果君王非要去一线调查，还有污蔑诋毁以及要你命三千组合套餐等着你，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例子）；

继承人明着去一线调查是不行的，别人有一百种方法弄死你，祖己就是明证（朱元璋太子朱标默默点了个赞）。

祖庚才能不太行，继承王位，放在明处吸引火力；更有才能的弟弟祖甲跑到民间调查实践去了，跟他的父亲武丁一样，掌握了一手资料，又锻炼了一身本领，贵族们想忽悠他就难了。

这种方式落地难度极大，需要兄弟俩具有足够的信任和默契作为前提，大多数情况下，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才是常态。

从武丁到祖甲，仅仅两代商王，就把一把手有机会去一线调查研究的方式走完了，也把后世君王对付贵族主要路径，差不多给堵死了。

这是因为，贵族们吃了大亏之后，将君主的言行，事无巨细地记录在史书上，这都是宝贵的学习材料啊！

四、史书的主要功能

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人那么热爱记录历史？

历史本质上就是记账，古话叫事不过三。刘备对曹操说一句：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吕布就得人头落地，因为通过翻吕布的黑历史，噬主是常态，因此才能再高，也不能用。

史官最初就是从祭司中分化出来，从记录祭祀占卜的过程和结果，发展为更多行为和事件的记录。就算商朝之后神权退却，史书的作者也无一例外都是贵族。

贵族记录史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积累与君主斗争的经验，提升斗争水平，归纳成功经验，将来继承和发扬；总结失败教训，想办法进行规避或克服。 史书的主要受众也是贵族，史书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后备贵族的教科书，平民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史书，更别说阅读了。

为什么史书中记录的主要都是君主的言行？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对敌研究资料！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可以复盘啊！

通过一次次复盘，斗争水平就会增长。

为什么贵族写的史书里，不怎么记录贵族？

废话，谁被记录谁吃亏！

敌在明我在暗，才是最有利的！

真正记录贵族言行的内容，都属于贵族世家的内部文献，作为家学传承，秘而不宣。

史书名义上又必须是公开的，私修史书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清代更是如此），必须随时接受君王的检阅和审查，因此不能明着诋毁君王，做到表面上看似客观公正。

但实际上，只记录君主而不记录（少记录）贵族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不公正的，相当于贵族在研究如何对付君主时，有详细地敌方数据；君主却往往两眼一抹黑，只能靠实践中摸索。但是，君主深入民间一线调查研究的可能性，也基本被切断了。

历代积累的史书（数据集），家学传承（算法），再加上贵族之间形成庞大盘根错节的人脉资源网络（神经网络），君主要靠个人能力，跟汇聚历史经验和众人智慧的人肉智能大模型，怎么可能斗得过？

司马迁受汉武帝宫刑之后写《史记》，动机难道不是总结前人智慧，以供后人参考，实现翻盘？

司马光在王安石熙宁变法被边缘化，专心写作《资治通鉴》，动机难道不是总结前朝教训，防止熙宁变法这种事情再度发生？

孔子为了向君主兜售儒家学说，屁股稍微挪了一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对于乱臣贼子的行为也进行了一定记录。但是在人肉智能大模型之下，无非是让“乱臣贼子们”的斗争艺术更加升级而已。

崇祯年间东林党斗倒阉党，“群贤毕至”，“众正盈朝”，然后呢？明朝就没有然后了。

由于历史数据积累太多，君主与贵族之间，早就变成了充满猜疑链的“黑暗森林”，司马懿洛水之誓之后，就再也看不到像刘备诸葛亮这样的君臣关系，只剩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怨恨。

五、华夏文明与共济会

这种现象不止中国独有，全世界所有古代史书，都存在类似的问题。相比较而言，中国史书还是最为客观公正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分布式记录史书，相当于形成了区块链，其中个别人很难出于私心进行篡改。

欧洲史书为何如同茅坑，里面是无数坨大便？

因为西方根本没有官方修史的习惯。如果说中国的史书里面夹杂着私货，西方史书可以说就是充斥着各种私货，但是为了兜售私货，不得不顺便说一点史实，否则这就不是历史而是神话了。就好比一坨大便里，居然还夹杂了几粒没消化的米粒。

第一种，出于个人爱好（或者私人目的）修史（比如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古罗马的塔西佗），必然夹杂大量私货。

最为典型的出卖整个犹太民族、差点导致犹太人灭族的犹太叛徒约瑟夫斯，把他自己如何给罗马人带路，屠杀犹太人的过程写成了《犹太战史》。你能想想其中的恐怖程度吗？好比某个平行时空，中国被带路党带着天兵给灭了，章家墩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名叫《中国战史》。

第二种，教会修史。这就更加臭不可闻。

教会原本就是个古代电诈集团，修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证明上帝的神性，实际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地诈骗。

天主教在思想控制层面，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罗马教会垄断唯一解释权，反对者一律贬为异端，那是要被火刑伺候的。神棍们根本不怕别人反驳揭露，因此他们制造私货肆无忌惮，甚至达到了把别人当弱智的程度。

也是因为教会垄断了教育，除了神职人员遍地文盲，其他人（包括国王和贵族）跟他们一比，也基本形同弱智。

比如前文提过的《君士坦丁的赠礼》，明明是法兰克宫相矮子丕平为了实现篡位目的，跟教皇进行了利益交换，送给教会一块土地，教会居然凭空捏造，说是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早就把整个西欧的土地送给教会了，只是教会心善，一直没有收回土地所有权。

按照这种说法，整个西欧各国君主凭武力抢来的地盘，根本都不是自己的，一下子都成臭要饭的，能不能要到还要看教会老爷的心情。当然，这跟一神教的“应许之地”，本来就是一脉相承。

脸不红心不跳地撒谎，就是神棍的基本素养，他们的史书也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历史的源头，其实是神权。

历史的作用在东西方有所不同，在西方一切史书都是圣经的延伸，是神权的来源，因此必须由神职人员记录，作为判例的来源；在东方，史书则记录了贵族与王权斗争的数据集和经验总结，从而更好地架空王权的同时，隐身幕后操控一切。

在犹太人那里，两种作用的史书兼而有之，分别叫做妥拉（即犹太圣经，即旧约）和塔木德。最初书写妥拉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定法律，即上帝与犹太人的约法（摩西十诫）。

如果西方历史就是一坨坨大便，记录历史的教会，仗着教育优势还在乐此不疲的制造大便，忽悠别人，顺带也忽悠了自己。那么如果有一群人，认真地搜集记录历史，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们就会获得显著的非对称优势，他们很容易就可以窃取对方的权杖，为我所用。

这群人，就是被天主教徒长期排斥的犹太人，他们的组织就是所谓的共济会。

华夏文明最为丰富的史书记载，雄辩地证明，华夏文明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神权贵族资本集团（“泛共济会团体”），殷商是其最典型的繁荣期。他们要拼命研究，如何忽悠君主，架空政治权力，隐藏在幕后剥削中下层。

神权贵族资本集团，就是开头所提到的历史深处的克苏鲁。

若要问我，克苏鲁隐藏在哪里？听说过儒家吧？

儒家经典分为经史子集，经就相当于犹太圣经，史则相当于犹太人的《塔木德》，是神权贵族资本集团最重要的斗争记录和学习材料。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儒生，都是“东方的犹太人”，也是东方共济会的后备军，所以明朝才会出现儒生组成的东林党，作为浙闽走私资本集团的代言人啊！

三千年前那场战争之后，商朝灭亡了；

但是从神权资本的角度，商朝又好像从来没有灭亡，它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一直存活到今天。

（未完待续）

郑重声明：本系列文章为基于“洪清宇宙”的历史架空创作，描述的是发生在平行宇宙的故事，与现实无关。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洪清宇宙系列（连载中……）

番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