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行囊”一词，最早见于宋代洪迈《夷坚志补》，后很快被定义为“装钱与行李的袋子”。在钱有了专门的钱包之后，“行囊”就特指衣服与日常生活用品的包裹或箱子了。提到“行囊”，就会想到出门远行、风尘仆仆，想到旅途漫漫、四海为家。它不但是一个词语，更是一段悠久记忆的载体，一个旅行方式与文化概念的缩影。
苏虹的随笔集《逆风的行囊》（作家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书名中出现了两个关键词。“行囊”作为其中之一，具有典型的标签作用，能够理解这个词内涵的读者，容易判断出图书的内容构成，自动与“远方、童年、乡村、背井离乡、理想”等词建立关联。对于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自然明白这个词的含义，但恐怕已难以唤起那么多丰富的联想，因为他们的“行囊”，已经简化为一部智能手机，一机在手，即能展开他们的“特种兵旅行”。
另一关键词“逆风”，最早出现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学》，意指反风向、迎风或顶风。“逆风”与“行囊”组合，由此便有了画面感：一名旅人背负行囊迎风行走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诞生。对此画面，读者应不陌生，鲁迅从绍兴出发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沈从文从湘西一路行至常德、北京，萧红与萧军从哈尔滨再到上海，均吻合“逆风的行囊”的描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行囊中最不能少的是书。
书中插画
苏虹自己对于“逆风”的定义是，“既指向地理上从东方到西方的文化凝视，也隐喻对历史的回溯与对现实的反思”。苏虹对“逆风”的诠释，体现了一名当代作家的视角。民国时期及更早的现代作家的“逆风行走”，多蕴含一份挥之不去的凝重与忧虑，而当代作家的“逆风概念”，已经有了一份自信与淡定，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更为稳固的精神根基，形成了稳定的核心能量场。《逆风的行囊》一书中，《魂梦故里》这一辑写到的童年生活与乡村记忆，为作者提供了一个永远可以回望与回归的身体的故乡和精神原乡；《山河刻度》这一辑中刻画的山水与星空、花朵与瀑布等，让作者拥有了澎湃的胸怀；《欧洲掠影》这一辑描述的克莱蒙费朗的慢生活、厚重的阿维尼翁古城等，展现了作者开阔的外向观察视野；《砚边感怀》这一辑中提及的阅读与写作经历，则是对中国传统书房文化的继承；《生活趣章》这一辑描摹的田园拾趣与市井烟火，兼顾了肉身与精神的双重需求，正是一代人向往的普通日子。
书中插画
这种对“普通日子”价值的重新发现，在当下尤为珍贵，恰如刘震云前不久在直播时所说，“最好的日子就是普通的日子”。但“普通的日子”并不能当成“简单的日子”来对待，如网友所形容的那样，“我的肉体，只需要很少的食物就能养活；而我的灵魂，需要山川、河流、自由，才能慰藉”。苏虹的《逆风的行囊》，十分妥帖地解释了这句话为什么会在网络上流行起来，这本书拥有许多能够慰藉心灵的元素，除了山川、河流、自由之外，还有小路、喜鹊、鸽哨、钟声、白玉兰、古琴等等貌似渺小、实则宏大的事物。能把普通的日子过好，其实容易，也不容易。容易的原因是，一个人有了境界与格局，日子便会服帖、温顺起来；不容易的缘由是，错将“普通”等同于俗气与庸常，从而丧失了发现和安享“普通日子”内在光芒的能力。
《逆风的行囊》是一次暗藏光环的写作。它借着行走来审视停顿，通过出发来实现到达；它以轻盈来诠释重量，以缓慢来抵抗迅速；它在给予中收获，在接纳中馈赠……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人生最远的旅行，并非抵达某个地理的终点，而是历经跋涉之后，最终走回自己内心深处的那段归途”。这样的观点，曾被以及正在被无数人实践着，《逆风的行囊》提供了一幅实践的路线图，循此路径，或可助读者更易叩问内心，寻回心灵的故乡。
《逆风的行囊》后记
诚然，“行囊”在数字时代，是一个有点儿蒙上“灰尘”的词汇，在这个充斥着碎片化阅读、被快节奏裹挟的时代，“行囊”渐成过去几代人的一个标志，但相信它不会落伍，因为“行囊”当中所装的行李与生活用品肉眼可见，而看不见的情感、思想与境界，才是“行囊”永恒价值的核心。
原标题：《新民艺评｜韩浩月：“行囊”的概念永不会落伍——评苏虹随笔集《逆风的行囊》》
栏目编辑：蔡瑾
文字编辑：江妍
本文作者：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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