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远见：马尾船政学堂，如何培养出清廷第一代海军脊梁？

之前，我们讲了清廷买舰、造舰的故事。

今天，我们回到1866年的福州城，讲一讲近代海军教育的起点，首个培养海军人才的官办学府：福州船政学堂。

当时的清廷，刚刚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

北京城被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被烧。

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留下了一地鸡毛。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后来的这句感叹，道尽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恐慌。

但恐慌之后，怎么办呢？

继续躺在祖宗基业上混吃等死？还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假装天下太平？

不，有一批人站了出来。

而在这批人中，有一个湖南汉子，性格刚烈，眼光毒辣。

他在东南沿海的福州，创建了福建船政。

他不仅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军舰，更关键的是还要培养出中国人自己的海军人才。

而这个湖南汉子，叫做左宗棠。

开天辟地

左宗棠作为一个实干家，看得透彻。

左宗棠

他深知，光把船买来、造出来，还不行。

我们还要有自己的海军军官和工程师，这才是海军的魂。

于是，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的奏折里，他极具远见地说：

如果担心船造好了，中国人不会当船长、看不懂罗盘，事事都要靠着洋人。

那就事先在合同里写明，洋人教咱们制造的同时，必须教我们如何驾驶。

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倩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

如此，则“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

看看，左公的算盘打得多精，布局有多远！

福建船政学堂最初取名为“求是堂艺局”，这名字就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纠结。

为什么这么说？“求是”是传统士大夫的追求，而“艺”则是被鄙夷的“奇技淫巧”。

但是没办法，现在大清要“自强”，就得先低头学艺。

然而，招生成了第一道难关。

你想啊，在那个科举才是“正途”的年代，哪个正经读书人会愿意来学这些“旁门左道”？

更何况，这其中难免还要跟“洋鬼子”打交道。

结果就是，来报名的多是家境贫寒的子弟，或是家里与洋人打过交道的商人后代。

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严复。

严复当时还叫严宗光，父亲是位中医，不幸因救治霍乱病人感染身亡，家道中落。

听说船政学堂包吃包住，每月还有四两银子的补贴，他动了心。

可他的叔叔是个举人，对这种新学堂嗤之以鼻。

严复母子跪地痛哭哀求，才勉强拿到保结，得以报考。

吊诡的是，船政学堂考试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

刚经历丧父之痛的严复，文章写得情真意切，一举夺魁。

你看：用最传统的孝道作文题，选拔出的，却是未来中国第一批放眼世界的人才。

1867年1月6日，学堂借住在城南的定光寺开学。

终于，在这千年古刹的暮鼓晨钟里，飘出的不再是“之乎者也”，而是诵念A、B、C、D的琅琅书声。

而这书声，便是一个古老帝国在极度痛苦中，发出的求变之声。

中体西用

船政学堂的章程，是中国近代军事院校的第一个章程。

所以，它既有开创性，也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比如，学习期限五年，期间不准改行。

待遇优厚，衣食住行全包，每月还给家里发银子。

每三个月考一次试，考得好有赏，考得差要罚，连续三次垫底就会被直接开除。

这就像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兵营，既要你学西方的技术，又要把你管得服服帖帖。

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

前学堂学法语，教造船和设计；后学堂学英语，教驾驶和轮机。

前学堂相当于现在的船舶工程学院，而后学堂则是海军军官学校。

课程的设置非常先进，有数学、物理、机械学、航海天文学，教材更是直接用的英文、法文原版。

学生们极其刻苦，连来访的英国军官都惊叹他们的勤奋和整洁的笔记。

但是，这些洋教官同时也鄙夷他们身体孱弱，缺乏运动，像是女人，“有些巾帼气味”。

然而，在一切的“西学”之上，始终有一把“中学”的尺。

沈葆桢

学堂总负责人沈葆桢要求：每天除了专业课，必须读《圣谕广训》《孝经》，学写策论，目的是“明义理”。

沈葆桢的逻辑是：学老外可以，别让老外的习气改变中国的立国之本。

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

这句话，就是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说白了，技术可以学，但思想不能变。

这就像给一个想要脱胎换骨的人，套上了一个紧箍咒。

洋务派的精英们，如沈葆桢，已经是当时最开明的一批人。

但他们的认知天花板，也决定了这场“自强运动”的天花板。

他们把旧时代的药方，裹了一层新时代的壳。

就想拿来治新时代的病，其结局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

雏鹰展翅

话说回来，课堂教育再好，海军军官终究是要在风浪里锤炼。

船政局专门购置了一艘叫“建威”号的旧船，改造成了练习舰。

1871年，后学堂的洋教官嘉乐尔收到了一封由邓世昌在内的23名学毕业生联名写的告别信。

信中写道：我们从今而后，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动……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船政学堂对他们的深远影响，也看到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很快，严复、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我们在历史书上无比熟悉的名字，登上了“建威”舰，开始了首次远航实习。

他们南下厦门、香港，一直跑到新加坡和槟榔屿，历时四个月。

去时，由洋教习亲自指挥。

返航时，学生们已能轮流驾驶。

他们测量星辰，记录航海日志，真正将所学用于实践。

到1873年，他们之中已经有人能胜任舰长和大副的职务。

这是零的突破！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培养的军官，驾驭现代军舰，驶向蓝海。

船政学堂培养的军官走上指挥岗位，逐步取代了旧式水师出身的军官。

这是军事技术发展的必然，也是军队近代化的关键一步。

福建船政学堂，像一颗火种。

它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近代海军将领，如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以及第一批近代工程专家，如魏瀚；以及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

它的办学模式，后来被天津、南京、广东的水师学堂效仿，奠定了我们近代海军的人才基础。

但是，该但是了。

它的局限性，也同样明显。

福州船政学堂，因为地处福州，招收的大多是福建人。

从而导致“闽党”的形成，这背后是封建地域观念的顽固。

而“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也限制了思想层面的彻底革新。

它虽然培养出了优秀的技术官僚，却未能孕育出颠覆性的思想革命。

然而，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古人。

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左宗棠、沈葆桢等人能顶住压力，办成这样一所开创性的学堂，已是石破天惊之举。

黑暗屋子里总算是凿开了第一扇窗，光透进来。

虽然微弱，却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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