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执法越过边界：美国移民治理的撕裂时刻

文︱陆弃

1月的明尼阿波利斯，寒意尚未退去，却已弥漫着紧张而对峙的气氛。邮政工人走上街头，举着“让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离开明尼苏达州”的标语，在日常最为安静的递送路线附近高声呼喊。这并非一次传统意义上的劳工抗议，也不是单纯的移民权利示威，而是一场由一声枪响引发的公共信任危机。7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中开枪打死37岁的美国公民蕾恩·妮科尔·古德，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足以撕裂“执法”与“安全”之间那条原本就并不稳固的界线。

在美国政治语境中，移民问题从来不是边缘议题，却很少像今天这样，以如此直接的方式侵入普通人的生活空间。当邮政工人公开表示，联邦执法人员试图闯入他们日常服务的公寓楼，当居民开始在“执法行动”中感受到恐惧而非保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出水面：国家权力在何处止步，公共安全又应当如何被理解。

要理解明尼阿波利斯的持续抗议，不能仅停留在个案层面。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权力扩张，早已不是新现象。自“9·11”之后，美国将移民问题与国家安全深度捆绑，执法逻辑逐步军事化、常态化。原本以行政程序为主的移民管理，被嵌入更为激进的治安与反恐框架之中。执法人员不再只是执行遣返命令的公务员，而被赋予了高度自由裁量的强制权力。

这种变化，在政治动员中被不断强化。对部分选民而言，强硬执法象征着秩序的回归与边界的重申；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意味着权利的侵蚀与不成比例的暴力风险。问题在于，当执法逻辑以效率和威慑为优先目标，程序正义往往被视为拖累，而个体生命则容易在“必要代价”的叙述中被边缘化。

蕾恩·妮科尔·古德的死亡，正发生在这种结构性张力之中。她并非移民，却在移民执法行动中被击毙，这一事实动摇了一个长期被默许的前提：强硬移民执法的“成本”主要由移民群体承担。当成本开始外溢，触及普通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便迅速下降。明尼阿波利斯的抗议，正是这种外溢效应的集中爆发。

更值得注意的是，抗议主体的变化。邮政工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激进政治群体，他们的职业本身象征着国家基础服务与日常秩序。当这样一群人站出来要求联邦执法人员撤离，意味着冲突已经从意识形态领域，转移到公共生活的核心地带。执法行动不再被视为“远离自己”的政治表态，而是直接干扰了社区的基本运行。

这种局面暴露出美国移民治理中的深层悖论。联邦政府强调统一执法与中央权威，而地方社区则承受着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地方政府与居民并非否认法律存在，而是质疑执法方式是否仍然服务于公共利益。当“法律的执行”被感知为威胁本身，法律的合法性便开始松动。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这场风波折射的是美国国家能力的某种错位。强大的执法机器可以迅速部署，却缺乏足够的政治整合能力来修复由此产生的社会裂痕。移民问题被简化为执法问题，复杂的经济、社会与历史因素被压缩进“合法”与“非法”的二元对立之中。这种简化在动员层面或许有效，却难以支撑长期稳定。

风险并不仅限于一座城市。连日的抗议与冲突，正在放大全国范围内对联邦执法机构的不信任感。当地方居民开始用“赶出去”来形容联邦机构，权力结构本身便出现了象征性的逆转。国家不再被视为秩序的最终保障，而被看作外来力量。这种认知一旦固化，其后果远比一次执法失误更加深远。

历史经验反复表明，依靠高压手段解决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问题，往往会加速问题本身的激化。移民执法如果脱离透明问责与清晰边界，最终侵蚀的将不仅是移民群体的权利，也包括整个社会对法治的信心。枪支、制服与权力，无法替代制度性的信任建设。

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仍在回荡口号，但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在街头。它存在于更安静的制度层面：谁来界定安全，谁来监督执法，谁又为越界行为承担责任。当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回应，抗议便不会停止，裂痕也难以弥合。

在一个自诩以法治为根基的国家里，执法若失去边界，便不再是秩序的象征，而成为冲突的源头。移民问题终究需要政治解决，而不是在不断升级的执法行动中，被一再推向对立的深渊。明尼阿波利斯的寒冬，或许正提醒着人们：真正的安全，从来不只是枪口下的服从，而是社会对权力行使方式的基本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