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4岁当上黑龙江省长，后官至副国级，坦言：我一生最敬重毛主席

1946年初冬，大连火车站的风格外刺骨。列车刚停稳，一身旧呢大衣的韩光跳下车，脚尖触到站台的瞬间，他知道自己肩上多了一层重量：苏军即将撤离，大连亟待接管，工业设备、码头仓库、科研所，一切都要有人兜住。这一年，他已35岁，却要扛起一座城市的命运。

若把时间倒回1929年，哈工大旧礼堂里那场学生示威仍历历在目。喊口号的人群中，最显眼的是个戴圆框眼镜的青年——韩光。当时北满和南满的地下组织正急缺能干的联络员。陈潭秋化名“老徐”，在沈阳的一间阁楼里对他说：“小孟，你来挑这副担子。”一句话，把他推向更隐秘、更危险的战场。

加入共产党后，他常在午夜摸黑穿行于松花江畔。为了争取地方抗日武装，他敲过冰冷的车夫棚，也进过烧得通红的钢厂炉前。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着摊手：“想让子弹少打到咱自己人身上。”一句半玩笑的话，却让不少犹豫的队伍倒向了东北抗联。1936年底，北满数支独立游击队相继编入抗联序列，韩光算是把“撒散的沙”捏成了砖。

1939年赶到延安，他第一次面对毛泽东。窑洞里的油灯噼啪作响，毛主席边翻文件边说：“统战不是摆样子，要真能把千百万人拢到一条线上。”韩光侧耳而听，直到警卫提醒开会才匆匆告辞。他后来回味那晚的灯火，常叹自己问得太少。

抗战胜利的喜悦来得短暂。1946年春，大连工业体系几乎是“一张白纸”。韩光举着苏军移交清单，从机床到轴承，一项项对照。为了早出炮弹，他盯着工人调试旧式冲床，一连几夜没合眼。年底，第一批120毫米迫击炮运往山东前线，华东野战军司令陈毅来电：“大连的炮弹像老乡的小推车，都是淮海胜利的轮子！”一句风趣的褒奖，让车间里掌铲的师傅偷偷抹泪。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进入大建设时期。1956年春节刚过，黑龙江省委宣布：韩光任省长。当时他44岁。全省国营农场刚起步，机械匮乏、技术薄弱，他却坚持把最好的机耕设备送进北大荒。有人担心产量不及指标，他摆手：“要想让土地服气，先得拿出家底。”当年黑龙江交公粮4亿斤，为国家粮食调度挣得宝贵缓冲。

同年秋，他被调往国家技术委员会，与聂荣臻一道编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第一次听专家提到“火箭加速度曲线”时，韩光直皱眉，半开玩笑：“我只懂加班加点的加速度，你们可得把图纸讲透。”这样的外行话，却让工程师放下包袱，讨论气氛活了起来。规划出台后，毛主席在批示上写下两个字：“可行”。韩光见到文件，许久没说话，只把批示折得整整齐齐。

进入特殊年代，他被下放到黑龙江红旗农场。冬天的北风吹得脸生疼，韩光照样牵马犁地。有人劝他写信求援，他摇头：“自己摔倒，自己爬。”九年之后重回北京，中央纪委向他发任命书——常委，副国级待遇。走进机关大楼前，他突然停住脚步，望着高高的国徽发了一阵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官倒之风抬头。韩光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拍桌子：“干部子弟经商，本不为罪，可一旦打着父母的牌子赚快钱，就该亮红灯。”他提议集中整治，纪委三个月内查办牵涉高级干部子女的案件107起，震动不小。

1987年，中央讨论废除干部终身制。会上，邓小平话音刚落，韩光便递上一页亲笔信：“年龄大了，脑子慢，理应退回二线。”没有铺垫，也不拐弯，被不少与会者称作“干脆得像掰苞米”。

离休后，他住在北京西郊，清晨常带秘书散步。路过树林时，总聊起抗联岁月。秘书好奇：“您见过那么多大风浪，最敬重的人是谁？”韩光停步，拄着手杖笑答：“毛主席。没他那盏灯，黑夜里咱转不出路。”这一句，伴随他到生命最后。

2008年5月，一个雨夜，他在病榻上轻声问：“奥运火炬到哪了？”医护答：“传到成都了。”他微微点头，随即合眼。享年96岁。北国的风雪停了一夜，老抗联的故事却还在营火旁慢慢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