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毛主席踱步，招呼秘书拿来笔墨：龚维蓉的任命书，我要亲自写

1938年5月14日清晨，合肥刚陷入火海的第六天，四湾巷口弥漫着焦糊味。龚维蓉牵着长子，望着满地残瓦，一句“娘，咱们还回得去吗”让她浑身一震。战乱带走舒适与从容，却点燃了这位女医师体内更顽强的火焰。

远离炮火后，她先在立煌重搭诊所。缺药、缺床、缺灯，甚至连手术刀都是从旧铁片磨出锋刃。有人劝她：“换个活法吧，别跟命硬扛。”龚维蓉抬头，只回了两个字：“不忍。”这一句，后来被同事写进了医院的老档案。

抗战胜利那年，她带着一口木箱回到合肥。箱里装着几十份病历、几件换洗衣服、一枚在立煌熔毁的手术钳——那是她全部家当，却也是她全部底气。基督医院需要人，她需要舞台，于是诊室灯又亮了起来。

1949年1月，合肥解放。新政权派工作队接收医院，院务会上第一次出现了“人民政府”四个大字。龚维蓉当场表态：“要救人，总得有人先站出来。”就这样，她留在了医院，也被留在了新中国的名册上。

1951年盛夏，安徽省立和平医院挂牌。那天，她已经51岁，仍坚持每天赶早门诊。懂行的人都知道，老式门诊房闷热无风，可这位女外科主任一站就是五个钟头。有人问她累不累，她晃晃头说：“比起以前翻山越岭，这算什么。”

1952年初春，北京。菊香书屋里，毛主席踱着步，刚结束上午的办公会。秘书拿来一沓待签文件，他却把其中一份挑出来放在桌角，低声吩咐：“龚维蓉的任命书，我要自己写。”秘书愣住，主席挥了挥手：“她走的那条路，不容易，字也不能随便写。”

几分钟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任命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龚维蓉”十七个整整齐齐的楷书字跃然纸上。笔锋干净、钤印滚热，一张任命书跨越千山万水送往合肥。直到多年后，护送公文的干部回忆：“那份文件一路被捧着，谁也不敢折个角。”

龚维蓉接到任命时，正在手术台旁缝合一例卵巢囊肿。护士轻轻递来电报，她扫了几眼就放回托盘，继续操作。手术结束，她才笑道：“总算没给主席丢脸。”一句朴素的话，让手术室里的人都红了眼圈。

任副院长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薪水下调至干部标准。“同工同酬，才好带队伍。”这话听着硬，却换来一片心服口服。随后，她拉起培训班，带着新人骑车跑乡镇，教助产、教缝合、教静脉穿刺。路上颠簸，再热也不打伞；夜里住农舍，蚊虫吵得人睡不着，她就摸黑写讲义。有人纳闷：“您图什么？”她笑说：“图孩子们生下来能活，妇人难产能救。”

抗美援朝期间，医院发动募捐，她第一个簿上名字，又塞进两个月工资。那阵子还常见她拄着雨伞往市里跑，做妇女动员。街头行人少，她脚步快，伞尖噔噔敲在青石板，像报时的钟。

1954年，保健院划归合肥市。工作之余，她自掏腰包添置两台旧显微镜，拉着年轻医生看切片，边看边说：“别光信经验，要信数据。”那晚熬到凌晨，她揉着眼睛补全了本省首份《难产及新生儿死亡原因统计表》，厚厚一叠纸，后来直接送进了省卫生厅。

进入六十年代，运动频繁，她依旧下乡巡诊。山区石路难走，她摔断过牙，缝过下巴，照旧背药箱往山里钻。当地老人唤她“龚大夫”，碰面只一句“又来了啊”，像见老邻居。

七十年代末，她退休，住进旧报社楼的斗室。屋小，但纸盒里仍塞满病例摘录。有人请她看病，她拿出听诊器边听边嘱咐：“能用食补别乱打针。”说完笑得弯起眼角，像当年的女学生。

1979年，她在省政协会上因劳累突发脑溢血。被抬进加护病房时，兜里仍揣着没写完的提案草稿。苏醒后，右手不听使唤，她就练左手写字，硬是在病房里写完那份关于基层妇幼网络建设的建议。

1982年5月10日凌晨，她走了，合肥雨后初晴。治丧规格副市级，追悼会人头攒动，很多人手里举着脱色的病历页，那是她当年留给病人的手写医嘱。有人低声说：“没了龚大夫，咱们心里空了一块。”

毛主席那幅字后来被医院装裱，挂在保健院的小会议室。字迹微微泛黄，但那股倔强而稳健的力量依旧透纸而出，提醒后来者：在最艰难的时代，依旧有人选择点亮一盏灯，用一双手护住更多人的呼吸与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