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孔东梅与远新舅舅母子罕见合影，一笑起来，简直太像外公

2003年初秋，南昌的八一广场刚刚结束日常升旗，晨风拂过纪念塔的红旗，这座城市和中国革命的渊源再次被提起。就在同一天，孔东梅抵达南昌火车站，行李简单，目的地却很明确——探望毛远新和朱旦华。

抵达后，她没有立刻前往宿舍，而是去了市郊的烈士纪念园。站在刻着“毛泽民”三字的纪念石前，她看了许久。有人低声议论：“那是毛主席外孙女吧？”几秒钟后，议论声散去，空气里只有蝉鸣。

午后，孔东梅踏入远新舅舅家，大门半掩，屋内的老式座钟滴答作响。“外面热吧？快进来。”毛远新迎出来，声音洪亮，仿佛还是当年那个在延安窑洞里跟随大伯读书的少年。朱旦华已经把菊花茶泡好，抬眼间，三人相视而笑。快门咔嚓定格的瞬间，孔东梅弯眉露齿，鼻梁轮廓和毛泽东年轻时的照片几乎重叠，连朱旦华都忍不住感叹：“像，真像。”

寒暄刚落，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毛泽民。毛远新的记忆被牵引出来，他摊开手掌比划：“父亲最爱这只算盘，敲起来像下雨。”说到兴奋处，他随手拿起桌角的老算盘，“当当”两声敲响。孔东梅轻声问：“外公当年真能一夜算完几百笔账？”远新点头，“不夸张，他连数字顺口溜都能倒背。”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毛泽民被选为国家银行行长。那个年代，白区封锁，钞票稀缺，他领着几名会计用油灯熬夜，印钞、铸币、编预算，几乎管了所有“钱袋子”。有意思的是，苏区公民第一次见到带有镰刀锤子图案的纸币时，以为是粮票，拿去换大米差点闹出误会。毛泽民干脆把兑换标准写进《财政通则》，才让流通顺畅起来。

远新讲到父亲管理钨矿公司的经历。那是1933年初春，为突破经济封锁，毛泽民接下这摊子。他把钨砂装进木桶，护送到汀州，再通过地下运输网络运往香港。半年后，一批批银元、药品、无线电器材回到闽西根据地。有人统计过，单在汀州一线，毛泽民就筹到160担金银。这些金银后来顺着湘西走廊进了陕北，成了解放区最早的一笔“本金”。

话说到这里，屋里忽然静了几秒。远新收住笑意，手指在桌面轻敲：“父亲牺牲那年，我十三岁。”1943年9月，毛泽民在新疆被盛世才集团秘密杀害，终年46岁。消息迟至1946年夏天才被延安完全确认。毛主席得到电报后，在窑洞外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给远新写信，只一句：“我们一家人，要把他的那份路也走完。”

1950年夏，11岁的毛远新被接到中南海。那段日子，他和李敏、李讷朝夕相处，一起在院子里打乒乓，“外面虽是开国初期百废待兴，我们仨却只惦记着开饭铃。”远新说着笑起来，孔东梅也跟着弯腰。

时间推到1969年3月，毛主席从武汉转道南昌途中，曾专门问身边工作人员：“远新在哪儿？”这一问，为远新后来的军旅生涯埋下伏笔。1970年，18岁的他进入空军某部学习，后来随部队奔赴东北。此后风云变幻，他经历的荣辱与成败，现场没有人去深挖，三人都默契地跳过。

“外公当年在延安，您见过吧？”孔东梅终究忍不住。朱旦华笑着回忆：“毛主席给你外婆改过鞋底，还把炭火往我这边推。”简单几句家常，让这位曾在井冈山行军的老革命眼里闪过温软的光。

当天傍晚，合影冲洗出来。照片左侧，毛远新身着灰色衬衣，背脊挺直；中间的孔东梅微微前倾；右侧的朱旦华双手交叠于膝，笑容浸着慈祥。对比老照片里1918年的青年毛泽东，五官的相似度令人咂舌。

夜深了，灯光还亮。孔东梅把合影包进信封，说要寄给母亲李敏。远新摆摆手：“替我给你妈妈问好，还是那句话，有空常来。”短短一天的相聚，因为这张照片被延长——它跨越了几代人的记忆，也让毛泽民这条在史册中略显静默的支流，再次闪出涌动的波纹。

第二天清晨，孔东梅出门前回头看了看客厅，座钟的指针停在七点整。窗外麻雀啁啾，阳光照进屋子的一角，恰好落在老算盘上。她想起远新昨晚不经意的感慨：“算盘声停了，但账本还在。”这句话像是给这趟南昌行画了句号，也像在提醒：那些为新中国打下基础的名字，也许不常被提起，却始终在历史深处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