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守坤不愿调海军工作，张爱萍想了条妙计：给他们每人先做身军装

1950年1月下旬，南京依旧冷风扑面，紫竹林招待所却分外热闹。三十多位陆军高级干部被临时召集，从夜色中匆匆赶来。谁也没料到，一场与军装有关的“攻心战”即将上演。

解放战争大势已定，中央准备着手跨海进军。要想渡海，先得有一支像样的海军。第三野战军在华东沿海打拼多年，张爱萍被点名挑起重担。可他手里能用的舰艇就那几艘起义舰，船有了，人却远远不够，于是目光落到老战友陈毅、粟裕麾下的30军与35军。中央很快拍板：两个军番号撤销，骨干并入华东海军。

消息传来，三十军军长饶子健、政委谢立全，副军长饶守坤，参谋长夏光，以及三十五军副军长胡大荣等人被叫到南京单独谈话。粟裕慢条斯理地说明缘由，言辞不重，却字字击中要害。夏光想起当年解放上海时望着吴淞口远去的蒋军军舰而无可奈何，当即答应；其他人却犹豫不决。

这些干部从土地革命一路打到1949年，枪林弹雨里练出的本领大多是陆战。他们自认文化底子薄，又没有海上作战经验，心里打鼓也算情理之中。饶守坤最为典型——人高马大，指挥陆战得心应手，可说到水面作战立即摇头。

粟裕一向和气，不愿硬压。他把大家留在招待所“静思”，自己转身去了前线。几天后，张爱萍提着一包图纸和资料赶来，连续三次登门做思想工作。大多数人听了海图、船模、鱼雷的专业名词就更犯怵。僵局一时无解。

有意思的是，第四次见面，张爱萍带来一名裁缝。裁缝背着尺子，一开口就问：“哪位先量？”屋里一下子活络起来。老兵们对军装有特殊情感——当年白布染绿，裤腿缝补，谁不盼着穿件成色好的制服？听说这次是呢子料，还配皮鞋，眼睛立刻放光。

饶守坤刚挪动脚步又停住，心里明白这肯定与海军调动有关，他低声嘀咕：“别量，量了就跑不掉。”张爱萍假装没听见，笑眯眯地递来一套尺码表。裁缝动作麻利，半晌工夫尺寸都记下。此时张爱萍才揭开底牌：“同志们，海上湿气大，呢制服挺括，最合适。要想穿，就得去海军报到。”

一语道破，屋里静得能听见钟表走针。张爱萍趁势补刀：“国家缺舰缺枪，可不能再缺人。海军不是谁个人的面子问题，是解放台湾的保证。”他说话不高，却字字铿锵。老将们沉默良久，无人反驳。

两周后，整箱崭新的深蓝制服和闪亮皮鞋运到招待所。布料厚实，剪裁合身，许多干部拿在手里反复摩挲。张爱萍见气氛已到，轻轻一句：“穿上试试？”饶守坤抬眼，目光复杂，终究接过上衣。他低头系扣的瞬间，态度悄然改变。

其实，制服只是外壳，真正动摇他们的，是责任感。张爱萍没有止步于“衣攻”——他紧接着安排船坞参观，让这批陆军将领第一次登上缴获的国民党“楚同”号炮艇。桅杆、甲板、机舱一圈看完，众人心里明白：组织上不是随便指派，而是让老战士用新方式继续打仗。

思想工作并非立刻见效。饶守坤回房间琢磨好几夜，拿战术沙盘与海图对照，看着经纬线直挠头。越看越觉得棘手，又越看越觉得离不开老兵。“我文化低，业务不懂”这理由似乎站不住脚；更何况，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在战场上的学习速度。

三月中旬，张爱萍第五次来到招待所，开门见山：“海军第四、五、六、七舰队编成方案已上报。缺的就是你们。”房间里没人插话，他继续补充，“建国没几年，咱们造船厂、雷达站、航海学校样样缺人。陆军出身没关系，肯学就行。”说罢把任命令摊在桌上。

饶守坤放下茶杯，长叹一声：“既然这样，豁出去学吧。”他率先签字，其余几位也陆续落笔。张爱萍暗暗舒了口气，内心却清楚，这只是序幕，真正的硬仗在海上。

1950年4月，华东军区海军正式成立四支舰队：第四舰队司令高志荣，政治委员张克辛；第五舰队司令胡大荣，政治委员谢立全；第六舰队司令兼政委饶子健；第七舰队司令饶守坤，政治委员张雄。每一名指挥员都出自并撤的两支陆军。

随后半年，他们带队到舟山群岛演练登陆，摸着潮汐学航标，硬是用最短时间让一群不会游泳的炮兵、步兵，操舟射炮。东海秋风里，旧制服被海浪打得褪色，而那身深蓝呢子依旧挺括。有人说，这是人民海军真正的底色——从陆战野战炉火里淬炼出的蓝。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位不肯量尺寸的饶守坤，后来在东海指挥舰艇护航渔船，多次逼退海匪。1953年，他将指挥部队拖走搁浅的敌舰“太平”号，改装后纳入第五舰队。记者问他如何转型，他只甩出一句：“穿上海军装，就得像样。”简短，却足以说明一切。

自那以后，军中流传一句半玩笑的话：“要是粟裕不急，张爱萍就让裁缝先上。”听来轻松，背后却是新中国海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艰辛。那年春天的几件呢制服，与其说是诱饵，不如说是信号——告诉所有战士，陆地的胜利只是开端，辽阔海疆同样需要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