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的得力部下，因何事55年才被授大校，临终希望组织查清问题

1975年5月19日清晨，武汉军区总医院的走廊里还残留着昨夜的消毒水味，一位警卫低声报告：“罗部长情况加重。”这一句话，把守在病房门口的护士惊得抬头。床上躺着的罗厚福已经77岁，胸口起伏微弱，耳边隐约传出氧气瓶的“嘶嘶”声。谁也不知，他脑海里此刻闪过的是几十年前的烽火，还是那封迟迟没有回音的申诉材料。

时针拨回到1955年秋。北京某礼堂灯火辉煌，第一次授衔仪式在军乐声中隆重举行。台上将星闪耀，台下掌声雷动。轮到罗厚福时，他稳步上前，敬礼、接证、再敬礼，神色如常，却引来不少窃窃私语——一位从鄂豫皖一路打到长江以南的老红军，竟只佩上了大校肩章。礼堂里，曾经给他当过警卫的几位将军对视一眼，心里五味杂陈。

如果把战功写成简表，罗厚福的履历并不逊色：1927年参加农民自卫军，1930年随李先念转战鄂东，1932年留下坚守大别山，1939年斩除叛徒丁少卿，1946年在汉水中游粉碎敌军合围，1949年随军南下解放湖南、广西。枪林弹雨二十载，他身上留下六处弹伤，两次负伤昏迷被抬下火线。当年川陕会师庆功夜，李先念半真半假地说：“老罗，若干年后，你至少也是个将星。”众人哄笑，他只是憨憨地挠头：“为老百姓打天下，哪管这些虚名。”

然而，1951年，他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年春，华中某军分区在他的支持下自筹资金办了一家小型纺织厂。本意是用盈余改善前线伤病员的生活，也给转业干部谋条生路。罗厚福在大会上拍着桌子说：“谁手头有余钱，先拿出来，把厂子搞起来，战士兄弟还等着棉被哩！”短短数月，工厂就见了效益，参与垫资的干部领取了一点利息。偏偏就在这时，上级巡视组来到当地，认定此举“破坏财经纪律，带头分利”。更棘手的是，罗厚福替一名旧社会保长说了情——那位保长在抗战时期冒死掩护过地下党员，如今被地方政府列入“恶霸”名单。罗厚福坚持：“功过要分清，不能寒了人心。”结果，这两件事被并案处理，他受到行政降级、党内警告。

处分似乎并未动摇他继续工作的热情。1952年，他调任湖北军区干部部部长，整日埋首档案，为数万名转业军人安置奔走。但每当深夜灯光映在窗玻璃上，他会长时间盯着墙上那份检讨书发呆。外人只当他耿耿于怀军衔，熟识者才懂，他真正放不下的是“历史必须说清”。

“罗部长，这点事儿何必钻牛角尖？”有同事劝他。“要是我错了，该担就担；要是没错，总得把准话写下来，给后来人看看。”他声音很轻，却透着倔劲。

事情的起点可追溯到1939年。那年春，新四军抗日游击第六大队刚在霍山县集结完毕，行军途中撞上丁少卿带的国民党保安队。丁少卿原是红二十八军师长，投敌后频频围剿革命群众。罗厚福与政委熊作芳当机立断，夜半将丁秘密枪决。几天后，国民党团长向李先念抗议，要求“交凶手”。李先念赶来，听完经过，拍拍罗厚福肩膀：“做得对，这种人留不得。”一句话定了心，主客双方也就此翻篇。或许正因为这种“先斩后奏”的脾性，1951年的争议便被无限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罗厚福始终与李先念保持坦诚。授衔名单下达时，他并未去电老首长诉苦，只在给42军老战友的信中写了句：“组织有组织的考虑，咱就安心干活。”有意思的是，1956年春，李先念在武汉主持财经会议，还特地抽空去看他，两人关起门聊了整整一个小时。据警卫回忆，最后李先念站起来，用湖北口音拍桌子：“老罗，这几年你憋屈，账我记着，总会有说清的一天。”

说清，却始终没有等来。1964年，军队第二次大规模审干，本应是好机会，可罗厚福被“身体不好”暂时安排休养。1969年部队精简，他主动申请留守省军区，主管民兵训练，还自掏腰包给贫困烈属买布票。有人劝他：“都这个年纪了，何必还较劲？”他笑道：“打仗时候命都豁出去了，分这点力算什么。”

再把日历翻到1975年。赵辛初来到病房，罗厚福吃力地从枕头下摸出笔记本，翻到夹着的一页，纸角已磨得发毛，写着几个大字：“五一年的事，到底对还是错？”赵辛初沉默片刻，只能轻轻握住老人的手。黄昏时，罗厚福呼吸愈发微弱，妻子俯身贴近，他艰难挤出最后一句话：“麻烦组织，给我个结论。”话音落下，他的手指缓缓垂下。

噩耗传出，武汉数千名干部战士自发到殡仪馆送行。灵车前，几位将军脱帽默哀，其中就有当年的那位中将。他抬头看着遗像，眼圈通红：“罗部长，这顶星我替你戴着，可您的清白得有人替您讨回来。”

1978年，中央批准为罗厚福恢复副兵团级待遇，撤销1951年全部处分；随后，湖北省委在《解放军报》上刊文说明原委：工厂一案因政策界限模糊，处理失当，予以平反。至此，老战士的心愿终于有了正式结论。可惜，人已不在，只余一座青山作证，和那双曾扛过大旗的胳膊，永远停在了历史照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