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毛主席相交50年，病逝前叮嘱子女：要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1945年8月28日午后，重庆九龙坡机场的水泥跑道在烈日下泛着白光。随机舱门打开，毛主席迈下舷梯，郭沫若隔着人群挥手高呼“主席！”——这一声久别重逢的问候，被周围的螺旋桨声切成了碎片，却分外清晰。十八年未见，两人紧紧握手，谁也没想到，这段缘分已经走过半生，还将再走三十年。

送别的烟尘刚散，郭沫若把自己的瑞士表摘下递给毛主席：“山城潮湿，这块表准。”主席笑道：“我可舍不得丢，往后天天戴。”短短一句调侃，让身旁的林伯渠直说“有意思”。后来，那块表陪着毛主席走过无数风雨，也暗暗见证了两人的惦念。

时间往回拨二十年。1926年3月，广州依旧是花城，却弥漫革命的硝烟。郭沫若受聘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刚进林伯渠家门，就撞见正在拟宣传纲领的毛主席。一个写诗填词的文人，一个忙着组织农运的青年领袖，初次相视便意气相投，交谈中常以家乡腔插句笑料，气氛毫不拘谨。谁料不到一年，大革命失败，武昌分别竟成生死未卜的告别。

随后，两条道路分叉而行。毛主席转入湘赣，率秋收起义，1929年在瑞金扎下根据地；郭沫若则随南昌起义南下，部队溃散后辗转上海、东京。在日本的十年流亡，他靠笔杆守望祖国消息。1937年5月秘密回沪，因救亡声望被周恩来请到武汉政委会第三厅主持文化工作，与延安隔江呼应。毛主席在陕北听到“郭厅长”整日忙宣传，欣慰地对林伯渠说：“沫若那边是喇叭，我们这边是号角，正好合奏。”

抗战胜利，重庆谈判。毛主席住桂园四十三天，郭沫若几乎天天造访。9月3日晚饭后，两人坐在石凳上看夜色。郭沫若忽然提醒：“主席，该写点东西给世人看看。”毛主席点头，当夜挥就《沁园春·雪》，次日《新华日报》一刊登，山城轰动。国民党豢养的文人连续写“和词”讥讽，郭沫若提笔反击，文字犀利得让对方哑口无言。

1949年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北平。郭沫若在西苑机场迎接，见主席披军大衣，瘦了一圈，忙问：“休息得怎样？”主席拍拍胸口：“身体好得很，你倒是别累坏。”两人并肩检阅部队，寒风吹得衣袂猎猎，却难掩心头快意——新中国就要诞生了。

建国后，郭沫若任政务院副总理，还兼管文化、科研诸多要职，但他没舍掉诗，主席也没舍掉问询。1959年9月7日，庐山会议后毛主席让胡乔木捎信：“诗两首，请沫若同志看看。”郭沫若改了两句，再回信道：“若有不妥，还望海涵。”主席批示：“请他再斟酌。”这种“互相挑刺”，在彼此看来却是一种难得的坦诚。

9月中旬，主席把《七律·登庐山》定稿，夸郭沫若“眼尖”。臧克家加入讨论，几句妙改让诗更显遒劲。非典型的“文学座谈”延续多年，外界只知主席诗稿千锤百炼，却少有人了解背后还有郭沫若反复圈点的痕迹。

1976年9月9日凌晨，广播里传出噩耗。正在病榻上的郭沫若含泪对女儿低声说：“主席走了，世上再无那位知音。”他强撑着躯体去人民大会堂守灵，抚棺默立，手指微颤。一位工作人员劝他回去休息，他固执地摇头：“让我多站一会儿。”那一晚，他写下两首七律，每字都似血滴。

病情自此急转直下。1978年6月初，郭沫若找来子女叮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他的思路做事，错不了。”又补一句，“骨灰撒在大寨，别留罐儿，田里需要肥。”十二天后，他在安静的清晨停止呼吸。根据遗愿，家人把骨灰带到昔日被称为“穷山恶水”的晋西北高地，让它与黄土融在一处。

从1926到1976，五十年风雨、一个在政坛，一个在文坛，却始终心照不宣。手表、诗稿、短笺、握手，这些看似普通的瞬间背后，是同一种赤诚——为民族复兴而不懈。人已逝，物仍在，叮咛犹在，那份执着没有随时光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