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院往事——记北大历史系的几位老师

大学是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但却是我从梦中归来的起点。十年的知青生活，我的青春、我的热血、我的憧憬、我的梦想，都留在了那片遥远的、沧冷的、而又令人热血沸腾的黑土地上，至今仍令我“魂牵梦绕”。

我是1978年在知青回城大潮中返回北京的，在当了一年的待业青年后，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年少志高、风流倜傥的学弟曾对我说：“北大，将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期”，而我的感受是“北大，是我终于能脚踏实地、重新修炼的殿堂”。

北大，有优雅清新的校园建筑，处处能感受到吸纳百川的学术氛围，进取创新的思维空气，引领潮流的学子心态，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情结。百年积淀，不断释放出新的活力。

如果说北大是一幅中国文化的风景画，百年北大就是一幅历史长卷，她勾勒了中国从近代向现代推进的人文历史，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对理想、对事业、对自身的思考、对所承担的责任和奋斗的努力，都凝聚在其中。

记得1979年刚进学校，印象最深的是大字报，“三角地”和周围的墙上都贴满了，颇有“四大”遗风，内容不少与伙食有关。三角地似乎今不复存。

我入学的北大，是原燕京大学的校园，历史系的办公室在二院，当然还有其他数字的院，一共六个院，每个院都是独门独院二层小楼，记得中文系在五院。六个小院两两相对，中间隔着一片绿化地，有绿地和花木。据说若干年后的21世纪，曾有意向推平绿地改建某个与外资合作的学院，后受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而未果。二院小楼中好像还有其他的系。记得我在上研究生时，必须的一周劳动课，就被安排在二院拔草，看着各位老师和少量同学出出进进。上课的教室不固定，感觉好像每上一门课，都要满校园找教室，专业课大多也不在文史楼上。

入校后，基础课都是大班上课。当时北大历史系分中国史专业、世界史专业和考古专业，大课中的中国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后面三门课现在应该都属于大课类）和图书馆等系的文科专业一起上，都在大教室，每到上课时分，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讲中国通史的老师依次是顾德融（先秦）、张传玺（秦汉）、祝总斌（魏晋南北朝）、张广达（隋唐五代宋辽金）、许大龄（元明清）几位先生。

祝总斌先生个子不高，偏瘦，人很精神，我很喜欢上他的课。他讲课从不大起大落，而是抑扬顿挫，错落有致，一如行云流水，又如和煦春风。板书柔中有刚，清新典雅，安排有序，可谓从容不迫、淡泊优雅。那个时候，学生中也有逃课的，当然没有现在盛，但祝先生开设的选修课，“爆棚”是经常的，往往要有很多加座，有时还解决不了问题，仍然会有不少站着听课的学生。上学期间，心理曾有郁结而挥之不去，于是拜访祝先生，一经点拨，竟豁然开朗。1992年，我去福建厦门大学开会，清晨，约数好友进南普陀寺参省，香火袅袅诵经声声，众信徒或顶礼膜拜，或擦拭打扫。后山有摩崖石刻，为该寺著名景观，有一方巨石，上刻“心即是佛”四个大字，令我驻足而感慨良久，特留影。今年，借开会之便，特地又前往观瞻，石在，字在，心之感触依旧。前几年，祝先生每天围绕未名湖跑三圈，现在，每周爬香山三次。一生二，二生三，祝先生的性情似在无限的山水之间。

与张广达先生和徐庭云先生合影

张广达先生个子中等，但脑袋的比例似乎大于常人，充满智慧和理性思维。他总是匆匆忙忙，走路都是或快步或小跑，显然是想尽量弥补以前被剥夺了的时间，时间观念很强。我曾就如何学好外语请教过张先生，他的回答是：无捷径可走，唯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有一次他在来学校上课途中，自行车坏在半路，他满头大汗跑进教室，原来是一路推着车跑到学校。张先生的板书经常夹杂着英文以外的字母，讲的内容涵盖很广，跳跃性很大，虽然语速不快，但精力稍一不集中，就会跟不上节奏。一堂课下来，感到非常充实，但由于自身学识有限，课后需要消化的内容也不少。我曾在张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他说的一段话，大意是：历史上，很长时间，高山、深谷、江河、大洋、沙漠等自然条件阻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但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自然所造成的障碍早已被逾越，但因人为因素而导致的冲突确在扩大，人为造成的隔阂仍在延续。排异、争执、隔阂、战争、流血，每天都在发生。张先生十数年前怆然远行，他的学术眼光穿越历史时空，飞跃过大洲大洋，但他的学术空间始终根植于中国，他的研究视角，始终聚焦于中国学术。如今中外学者在横跨大洋、穿越崇山峻岭的航班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我想，在大洋彼岸的张先生的目光，一定时时凝望着中国——古老而又日新的土地，凝望着北大——古老而又日新的校园，关注着继领风骚、心高气盛的北大学子。

许大龄先生，大概是高度近视，每次上课时，总要把讲稿凑到眼前，讲课时，基本不看学生，只看讲稿，板书不多，写起来一板一眼，讲课条理清晰、扎实。他对学生非常宽容，记得期末考试，他是主考，似乎没有监考老师，大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我当教师后，考试实行隔排坐，监考老师虎视眈眈），卷子发下来，许先生就坐在讲台的后面，用高度近视眼专心地看一本什么书，考场充溢着轻松、和谐甚至有些兴奋的气氛，于是皆大欢喜，不止一个人得了一百分。北大老师，对学生之宽容，是有口皆碑。我担任学习委员时，曾有一个同学认为她的期末考试得分不理想，任课老师听说后，马上表示，可以适当加分。老师的眼睛并没有盯住分数和秩序，而是给了学生很大的自我发展空间，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听说，许先生晚年身体不好，家庭负担很重，系总支书记王春梅每周都主动给他送些可口的饭菜，闻听此情，不禁凄然。

我到高年级后，选课基本是在中国史范围，何芳川先生教世界史只听过一次他的课，完全是慕名而去。不重内容而重感受，他高高的个子，长着一个有可能是古代中亚人的相貌（这是何兹全老先生——我的博土导师的说法，他认为他们家族可能源自中亚昭武九姓，但未经考证），极具风度，讲话颇具感染力，感情与理性色彩都很浓重，讲到兴奋时，索性脱去外套，“堂风”竟如此潇洒。如果在何老先生家遇到何芳川先生，他总是呼我为“小妹”或“小师妹”，也总能又一次聆听他洋洋洒洒、充满理性和激情的高论。不过，我仍然坚持称他为“何老师”，在何老先生面前，则称“小何老师”。写到此处，不禁想起，同行学友，往往在愈演愈烈的友情聚会时，争“资”论“辈”，但关键之处，却从不会自乱。

王永兴先生是我的硕土导师，学风严谨，当时已经六十多岁，每次上课时，都将需要讲述的史料一丝不苟地抄写在黑板上，负责擦黑板的学生每堂课都要擦几次。上课时的开场白，往往是联系当前国内外形势以激发大家爱国与奋发之心。记得那几年正是男排冲出亚洲、女排登顶世界的关键年份，女排及她们取得的佳绩也就经常成为王先生开场白的主题。北大校园也着实沸腾过几次，通宵达旦，游行、唱国歌．一路狂欢到清华、人大和北师大，摔酒瓶、烧扫帚，甚至烧床单。记得当时北大学子喊出的口号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风靡天下。后来．清华学子借一个什么缘由，喊出了“振兴中华，从我做起”，媒体大张旗鼓地造势，风头也不逊北大。不过，总感到，境界似乎有区别。于是，我们每次上王先生的课，都既有学术意义又有实践和现实意义。每过一段时间，王先生都要检查和督促我们的学业，并经常用陈寅恪先生对学术的执着教育我们，使我们稍有懈怠的心，又紧绷起来，继续努力，以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王春梅老师是我1979年入学后最早见到的老师之一，当时她担任系总支副书记，专门负责学生工作，我入校后，可能因为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就担任了第一任女班长，这样就和春梅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

王春梅老师到北师大何宅探望何兹全老先生

北大历史系历史悠久，积淀厚重，我入学时，中国古代史云集了众多学养厚重的老学者，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田余庆、许大龄、商鸿逵、张传玺，还有相对年轻的祝总斌、吴宗国等先生。每个老先生都有自己的脾气秉性，都有自己的需求和困难，我入校时，系主任是邓广铭先生，依次继任的是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马克垚先生、潘润涵先生、何芳川先生，王春梅老师不论是党委副书记还是党委书记，都与这些先生配合得很好，并尽可能解决老先生所遇到的问题。毕业后，我每每会向春梅老师询问老先生们的情况，她都充满感情，非常高兴地说到为他们解决的实际问题，也会非常遗憾地谈到她力不能及的困难，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家人，甚至比家人还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北大硕士毕业后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第二年考上何兹全先生博士生，何先生的独子何芳川老师是北京大学年轻有为的教师。每逢节假日，时常遇见春梅老师到小红楼看望“老伯”和“老娘”。每次她的到来，何先生和何师母都喜笑颜开，慈爱之情溢于言表。如果我去看望时，没有遇到春梅老师，先生和师母会特意告诉我，“春梅”在哪天来过，或将在哪天来看望他们。老人经常会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和困难，他们总是首先想到春梅老师，每次也都会得到她的倾力相助，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何芳川老师因病于2006年不幸离世，对两位老人的打击是无法想象的。从小何老师患病、住院、治疗到离世后的料理，作为北大历史系领导，作为小何老师的同事、朋友，作为“老伯”、“老娘”的晚辈，春梅老师可谓殚精竭力，既要安慰照顾悲痛欲绝的失去爱子的两位老人和失去丈夫的陈建新老师，还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组织主持善后事宜。我作为何先生的学生，主要任务是照顾好两位老人，慌乱悲痛交加，但只要春梅老师在，不仅两位老人，我也就好像有了主心骨。小何老师不在了，春梅老师到北师大小红楼何宅的次数却更频繁了。2008年何师母生病、住院、去世，2011年何先生生病、住院、去世，经常可以看到春梅老师忙碌的身影，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要向她请教，听取她 的建议。陈建新老师（何芳川老师的夫人，按照何师母的吩咐，我们称之为“大嫂”）也是70岁的老人，奔波于北大和师大之间，非常辛苦，对两位老人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也常常听到她说起“春梅”如何如何，大多是帮助解决问题，提供建议，或办理具体事宜，从精神上到实际生活中，都得到春梅老师巨大的支持和帮助。我虽然离开北大已经多年了，但每次见到春梅老师，依然保持着我刚进校时的朝气蓬勃、热情洋溢、为人真诚的形象。

离开北大已经多年后，曾有幸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参加博士生答辩会，阎步克学兄降阶迎候，竟云“欢迎各位光临鄙校”，我笑而驳曰：“我可是回归母校！”

此文写于2004年，2007年6月出版。应春梅老师之邀，为北大校庆有感而落笔，刊载在《纪念文集》。如今文中的几位老师都以仙逝，仅以此修改稿凭吊这些永远的“北大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