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普通人被困在通胀里，而精英已经为下一代准备了退路

近期，伊朗多地再次出现针对神权政府的抗议活动。示威并非集中于某一城市，而是以分散方式出现在德黑兰及多座省会和中小城市，参与者以青年和城市工薪阶层为主。与以往不同的是，这轮抗议的诉求已明显超出生活成本范畴，直接指向政治结构本身。尽管抗议通常在短时间内被压制，但其反复出现的频率，反映出社会不满情绪仍在持续积累。

抗议的背景是长期未得到缓解的经济困境。高通胀、货币持续贬值、就业机会收缩，使普通伊朗家庭的生活空间不断被压缩。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跨境流动并非现实选项，表达不满的方式高度有限，街头抗议成为成本最低、也是风险最高的选择。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体制内部另一种更为安静的应对方式。过去数年，伊朗国内议员、官方媒体和监察机构多次公开披露，约3000至4000名高级官员、革命卫队系统及要害部门人员的子女，长期居住在欧美和加拿大。这些人员并非短期留学群体，而是已经获得长期居留身份，部分家庭完成整体迁移，并在当地购置房产。这一现象在伊朗国内并不隐秘，也并未被彻底否认，而是反复引发舆论争议却始终无法制度化解决。

在更宏观层面，相关国际机构的长期统计显示，伊朗位列全球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约有15万至18万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离境，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再返回。这一趋势在制裁强化和经济环境恶化后并未减缓，而是逐渐固化为常态。人才、资本和家庭规划的外移，与国内经济承压并行存在。

将近期抗议与这些数据放在同一时间轴上，可以看到一种清晰的结构性分化：
普通民众面对的是现实层面的直接压力，只能在国内承受通胀、失业和公共资源紧张带来的后果；
而最接近权力和信息的群体，则通过身份、资产和家庭布局，将长期风险分散到国境之外。

这并不需要通过道德评价来解释，更接近一种基于信息优势的理性选择。当掌握内部运行情况的人群，持续为下一代配置海外生活和身份，本身就反映出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而与此同时，留在国内的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同样的选择空间。

因此，伊朗当前的紧张局势，并不仅体现在街头是否还会出现新的抗议，而在于社会内部应对风险方式的分化正在扩大。一部分人只能通过反复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另一部分人则已经通过迁移和资产配置完成了对冲。这种分化的长期存在，本身就是伊朗当前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