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术评价回归以人为本

近年来，终身教职和科研职业生涯路径成为全球学术界的热议话题。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帕特·奥康纳（Pat O'Connor）等人的研究表明，虽然博士生和博士后人数快速增长，但是具有长期稳定就业前景的岗位数量并不充足，这让年轻学者在职业早期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和不确定性。终身教职制度为学者带来稳定与保障的同时，也增加了青年学者的竞争压力。因此，如何在评估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保障长期创新和良好的科研生态，成为全球学术界的关注焦点。终身教职制度起源于美国，历经多年完善，如今已经较为标准化。在欧洲，高等院校的终身教职获取路径呈现出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为了解欧洲国家终身教职制度的设置情况以及学者的相关看法，本报记者采访了意大利墨西拿大学中世纪哲学副教授濮若一（Nicola Polloni）。

终身教职竞争激烈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结合自身经历介绍一下意大利的终身教职制度。

濮若一：从目前来看，终身教职制度在欧洲日益普及。在意大利，研究人员的任期为六年，任期结束时若通过考核，评审委员会可推荐其晋升为副教授，即获得终身教职。

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终身教职稀缺、竞争激烈。如果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研究人员需要连续担任博士后职位。博士后研究岗位通常为期两至三年，由各国研究机构资助。因此，从博士毕业到获得终身教职期间，研究人员往往需要频繁跨国流动，可能刚刚适应新环境，就又要启程前往下一个机构。

另一条获得终身教职的途径是获得欧洲研究委员会（ERC）的资助。获得资助的学者能够组建研究团队，且几乎能立即获得终身教职任命。不过，近年来，出于财政考虑，越来越多的高校不再聘用ERC资助获得者，而且获得ERC资助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我颇为幸运地绕开了这些流程。在获得终身教职前，我主要在其他国家从事科研工作，并借助英国、德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的博士后奖学金开展研究。机缘之下，我得以直接以副教授身份回到意大利，但我的许多同事却并未如此幸运。

《中国社会科学报》：终身教职制度对学术生态和学者产生了哪些积极与消极影响？是益处更多还是压力更大？

濮若一：终身教职制度必然有其优势。在我看来，虽然获得终身教职非常困难，但是该制度至少为学者提供了通往终身教职的明确路径和可能性，即在奔波和动荡后可以获得稳定和保障。但是，其带来的巨大压力也不容忽视，依然超出许多研究人员的承受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争取终身教职的过程中，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濮若一：获得终身教职非常不易，要将自己的个人生活搁置数年。我注意到，多数未获终身教职的同事大都尚未生育子女，目前也暂无生育计划。与我过去的境遇类似，许多人被迫每两三年就要更换国家与研究机构，如今中国也开始成为目的地之一。

这种持续的流动性带来了深深的不确定感，研究人员无法预知等待自己的是下一个博士后职位抑或终身教职，还是失业。可以说，人们随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且自己所拥有的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很难在学术界以外得以应用，因此转行难度较高，综合这些因素，研究人员组建家庭的意愿普遍较低。此外，我们必须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要参加学术会议拓展人脉，需建立扎实的教学档案，要开展创新研究、提出突破性构想，还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申请职位与奖学金，稍有差池就会被淘汰。

所有这些要求最终都指向一个结果：牺牲自我。我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可能整天都在工作，假期也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会议差旅。学术界之外的朋友渐行渐远，爱好与激情也消失殆尽。不到最终宣布的那一刻，我们都无法确切知晓自己能否获得终身教职，随时都可能被淘汰出局。可是面对多年来的牺牲和对知识的全然奉献，我们怎么会轻易离开学术界？若是要离开，又能去往何处？

我想强调的是，学术界的心理健康危机日益严峻，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只是近年才逐渐得以公开讨论。我在给学生上学术生涯导论课程时总是告诫学生：选择学术道路前务必深思，它要求你做出极大的牺牲。这种叮嘱或许会让十分聪慧的学生离开学术道路，对于学术界而言也是一种损失。我认为，优胜劣汰的原则不适用于学术界。

可能扼杀长期创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评估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的研究决策？您是否曾放弃有趣或有意义但可能进展缓慢的研究课题，转而追逐更容易发表的热点议题？

濮若一：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直指当前学术体系的主要问题。我坚信，当今欧洲的终身教职制度可能正在扼杀富有前景的创新研究方向，其后果将在未来数年日益显现。

以我的研究领域——哲学史研究为例，古代文本的校勘不可或缺，能为学者提供较为可靠的参考。校勘通过比对多部中世纪手稿，以文献学方法重建文本。然而，文本校勘需耗费数年艰苦工作，最终成果往往仅是一部出版物，甚至算不上专著，一般被视为“次于”专著的成果。许多同行坦言，他们不再考虑文本校勘，花费数年心血最终只换来一部出版物，相当于“职业自杀”。终身教职的评审标准之一就是“多产”，那些能实现快速产出的小型独立成果对于完成考核要求较为有利。若无人再愿意进行文本校勘，不再产出严谨、可靠的文本，那么学术研究的基础便会崩塌。

欧洲学术界有种说法：填补过往研究的空白不足以获得资助，研究那些被忽视数十年的课题也不再能保证获得科研支持。而那些具有跨学科性、跨文化性，能对社会产生显著影响的创新项目则更容易获得资助。为此，研究人员会追逐热点，选择更容易发表的议题，这可能会导致研究缺少连贯性，产生的学术价值也十分有限。

在我看来，真正的学术进步依赖自下而上的研究，因为最了解研究前沿方向的应当是学者本人，而非研究机构，也不是评审委员会。然而，现在却是由机构自上而下地影响着学术研究，即便机构没有直接表达指令，但其选择资助对象的偏好对研究人员造成了实际的影响。

完善以人为本的评价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也在推行终身教职制度，作为亲历该制度的学者，您对中国的政策实施有何建议？

濮若一：我对中国现状了解有限。我接触过许多非常聪慧的中国学生和研究者，毫不犹豫地说，我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大多来自中国。我也在北京大学讲课，北大学生们卓越的学术素养和对学术的极致投入令我深感震撼。中国学术文化中对工作与学习的奉献精神确实令人惊叹，这在欧洲并不常见。这也意味着，某些在中国习以为常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方式，在欧洲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要给出建议实属不易，我认为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球学术界都应深思的要点有三个。

第一，对想要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提出成果要求是合理的，但要找到更合适的评估方式。我们绝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学者是人，而非机器。终身教职的评审标准应当合理、细致且针对不同学科及子学科量身定制。研究价值既不能仅凭能否争取到资金来衡量，毕竟资金分配涉及诸多非科学因素；也不能仅凭是否在顶尖期刊发表论文来判断，因为其中许多期刊往往高度精英化，偏袒本土学者及母语者。我还想强调的是，每个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核心问题和成果传播模式，评价标准必须体现这种多样性，不能要求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学者发表同类型的论文或产生同等影响。虽然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评价标准并未根据学科特性作出区分，这可能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给学术工作和研究人员带来困难。

第二，必须努力消除悬在研究人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欧洲学者来说，最大的压力来源之一是，如果无法获得终身教职，就没有了事业和未来，这种担忧普遍存在。当然，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但对那些获得终身教职前在合同期中艰难前行的人们来说，很难逃离这一阴影。我认为，当前的学术体系必须加强培养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学术界之外施展才华的能力，这项工作既微妙又至关重要。假设一个系每年招收50名博士生，显然不可能有50个终身教职岗位等着他们。既然并非所有博士毕业生都能获得终身教职，那么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要通往何方？对此，我不赞成设置门槛限制博士招生，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仅要让博士生认识到可能面临的挑战，更要支持他们规划学术生涯以及预见离开学术界后的可能性。

第三，公开讨论学术界研究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无论是否获得终身教职，研究人员每日承受的各种压力不仅深刻影响着自身的心理健康，更波及家庭生活。这在欧洲似乎是羞于启齿的事，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被正视的问题。作为学术共同体，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关注每个成员的福祉。

要实施这三项措施并不容易。我们需要信任政策制定者会进行持续投入，营造更优质高效的学术环境，同时每位研究人员也能带来改变。我想呼吁大家在评议资金申请书或投稿论文时谨记：文字的背后都是一个鲜活且具体的人，我们的反馈可能深刻影响着这些人的生活和未来。

我想对众多正在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在争取终身教职过程中承受巨大压力的学界同仁说几句话：我能够深切体会你们此刻的心情，也曾无数次以为自己已到极限，该彻底离开学术界了。我能坚持至今，多亏家人朋友的支持以及与同事的交流。同时，也请你主动支持你的同事，提高群体归属感。这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营造更良性的工作环境，帮助缓解部分压力。最后我想说，请保持韧性，若事与愿违，切勿自责。

本报记者 练志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