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三失军权，每次复得地位就巩固一分，到最后无法再动摇

毛主席的无上权威是怎么来的？相信这个问题有不少人思考过，开国元勋们也不止回答过一次，他们的答案不约而同：带领大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一次次胜利。很多人说这是“迷信”，陈毅元帅不否认，因为历史无数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毛主席三失军权，尤以第三次最惨重，没有正式工作、无所事事2年又3个月时间。这三段低谷，没有打垮毛主席，反倒让他站得越来越高。

在1927年夏天，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浸湿中华土地，已经有人意识到毛主席的远见性了。蔡和森说：“毛泽东一向反对中央的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所痛恨，又为一切农民所欢迎。”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当时中央的农民政策。当国共合作形势和前景越来越复杂时，毛主席站出来大声提出，“湖南的农民革命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全中国都应该像湖南一样，发动农民起来，摧毁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

昔日对毛主席大加赞赏的陈独秀，这时已经有些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他认为毛主席年轻气盛、过于偏激，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本就敏感的国共关系更糟糕、更复杂。

陈独秀提出，湖南农民运动的后果要由毛泽东负责。陈独秀的大加反对，并没有动摇毛主席，毛主席坚信中国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革命问题，只有农民运动成功了国民革命胜利才能成功。

蔡和森外，李立三和瞿秋白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李立三说：“革命（1927年）失败前，毛泽东就有这样的意见，国民党已经‘死’了（简而言之，现在这个国民党不是过去那个国民党了），但当时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个意见。”瞿秋白说：“党内唯一有独立思想的就是毛泽东。”

蔡和森、李立三和瞿秋白，他们当时都是党内的党内大人物，他们的意见倾向自然引起了党内高度重视。可是当时共产国际的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国内的声音太“小”。

“八七会议”上毛主席一名候补中央委员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许多同志邀请他留在中央工作。但被毛主席拒绝了，他选择深入基层、前去地方工作，因为他抓住了革命的要点。离开前，他向当时的中央提了两个建议：“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该尽心听一听下级的报告。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主席第一次失去军权是1927年11月，秋收起义后他把部队带上了井冈山。设在上海的中央听闻此事，一下炸开了锅：当时中央给毛主席的任务是攻打长沙，中央认为既然长沙未攻克，那就应该重整旗鼓再干一番；而毛主席把队伍撤向深山，被当时的中央误判为“畏敌逃跑”、“右倾”、“单纯军事投机的表现”。于是就有人指责其一向骄傲自大、喜欢自作主张。

为了表明中央的政策不能动摇，毛主席的候补委员被撤销，并收到“开除党籍”的错误消息。毛主席对此没有气馁，更没有选择离开井冈山放弃革命，他只自嘲了一句自己是“党外人士”，就继续勤勤恳恳地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静静等待事情的转机。

一个姓刘的中央特派员来到红四军工作，他曾入云南讲武堂、到苏联留学，对苏联红军的做法和条框有所了解。他到红四军后，未经实际调查进行深入了解，就对红四军的一些原则问题肆意发表看法，直接套用苏联红军的经验和制度来改造红四军。

毛主席严词拒绝，刘特派员大怒，反手给其扣上一个大帽子：“只强调一切都要从红四军的局部利益出发，不按中央的决议和国际的指示办事。”当时军内本就有不少同志对毛主席的做法和观点不大理解，刘特派员的话就像一把火，点燃了红四军内的思想草原，大家争论不休。

毛主席难以接受，更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多日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后来红四军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改选前委，毛主席的前委书记职务毫不意外地落选了。

虽说红四军是毛主席一手创建的，虽说军前委书记由中央指定地方无权更改，但毛主席还是落选了。

毛主席无可奈何地离开，离开前委去做地方工作时，马还被扣留了。60年后，毛主席想起这件事，心里仍不是滋味：“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点灰溜溜的样子。”离开不久，因心情不佳等原因，毛主席病倒了，病得很严重。

毛主席恢复军权，还是红军打了败仗，陈毅亲自到中央汇报工作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总理，周总理充分肯定毛主席的思想和建党建军基本原则，表示支持他。当陈毅回到红四军，就把毛主席请了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有了毛主席的红军，又开始接连打胜仗，根据地越打越大，同志越来越多。

毛主席第二次失去军权，是1931年夏天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在红军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上，领导层出现意见分歧。

从上海来的中央代表团认为，三次反“围剿”胜利证明红军已经非常强大了，应该积极贯彻中央的进攻精神，敌人的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开始，红军没必要休整补充，可以一直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数省的首先胜利。

毛主席坚决反对，又是拿红军早期攻打长沙的战例劝，又拿敌人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可中央代表团就是不采纳。毛主席再次被扣上帽子：“右倾保守，有碍红军的发展壮大，有碍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

毛主席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的话再有道理、讲的再语重心长，这些在苏联留过学、自认为一肚子马列理论，学过苏联革命经验的年轻人一点都听不进去。

不久，在一场大会上被一顿狠批后，毛主席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取消了。毛主席当时的心情既激动，又愤怒，还有化不开的苦闷和痛苦：教条主义害死人，盲目地进攻是对革命同志们生命的不尊重啊，仗哪有这么打。他预见了这场战争接下来的发展，却完全无法阻止，最后他病倒了。

红军浩浩荡荡开到赣州，围了整整33天的城，没把赣州打下来就算了，一部还被敌军包围了。眼见事态严重，中央代表团的年轻人们就来请正在休养的毛主席出山。当时毛主席的身体还没恢复，一听来人是请自己去解围的，抽身就要走。

贺子珍劝毛主席别急着走，毛主席边走边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能坐视不管？”毛主席下山后，日夜兼程赶赴前线。在他的运筹帷幄下，攻赣红军脱离险境，红军转头攻下漳州缴获颇丰。战后，在周总理的坚持下，毛主席恢复总政委职务。

第二次恢复军权的毛主席与周总理、朱德等前线指挥官商量好，准备对红军部署进行调整，又有噩耗传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留守在后方的同志似乎看不到攻打赣州的失利，坚决要红军不做休整，继续进攻再进攻。

我们看到这段历史都感到十分气结，别提当年的毛主席、朱德等领导人了。那些去过苏联留学的年轻人们，自以为得到了崇高的革命智慧，恨不得只用一年就把国民党打光来证明自己。

1932年10月上旬，后方的中央局赶到前方，著名的宁都会议召开。新账老账一起算，毛主席首当其冲被撤军职，但还能做做政府工作。3个月后，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后，搬到中央苏区，毛主席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彻底成了闲人。博古和洋顾问李德对毛主席严防死守，生怕这个在中央苏区声望崇高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再管事，专门设了个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把他架空在里面当“泥菩萨”。

紧接着，李德和博古又拿毛主席手下的人开刀，就是所谓的“邓、毛、谢、古集团”。开会批，报纸上批，反正就是各种批。批到最后，没人敢上门跟毛主席说话了。

博古，在苏联留过学、长期做宣传工作、25年先入国民党再入共青团、是王明铁杆的24岁年轻人。

李德，没有实际指挥过打仗的经历、仅参与过德国早期工人武装街头战斗、在苏联从事情报工作的军事院校毕业生。

就这份履历，谁能相信他们俩能带领红军走向革命胜利？当时有很多人信，关键还信了2年又3个月。为什么？因为他们背后有共产国际。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博古和李德还没醒悟过来，还以为红军成这个样子，只是运气不好和敌人太强大。但绝大多数同志们已经逐渐醒悟过来了：毛主席，只有毛主席出马才能绝境逢生、扭转乾坤，只有他才能带领大家绝走向革命胜利啊！只是，这个醒悟的代价实在太大太大了。

遵义会议后第三次恢复军权后，毛主席曾作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其中有两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两句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当时的心情。那就从头再来吧，没什么大不了。

从此以后，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再没有发生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