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曾思玉请叶帅调政委到武汉军区：刘丰继续当政委看来不行了

1971年11月的一个傍晚，湖北潜江的天空被寒风搅得瑟瑟作响。东湖宾馆里灯火通明，刚结束一天调研的曾思玉没顾上吃饭，匆匆收拾几份材料，踏上飞往北京的专机。军委紧急电话里的一句话“叶帅要见”让这位在武汉军区干了四年多的司令员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回到五月初。那时，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来访，海军政委李作鹏随行。按既定安排，接待由曾思玉一人负责，刘丰不在名单之列。可刘丰却硬是出现在机场，理由含糊。参观潜艇、游东湖、钓鲫鱼，全程他都寸步不离李作鹏，还在餐桌上透露了毛主席南巡时的一些内部谈话。曾思玉心里“咯噔”一下：政委把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在外军面前当闲话，这要是传回去，后果不堪设想。

更棘手的麻烦接踵而至。九月上旬，中央首长再次路过武汉。警戒部署刚划完，刘丰却擅自指令警卫团调整哨位，理由是“体现热情”。这一次，负责安全的空军副司令员高兴隆当场质疑：谁给的命令？军令系统险些失控。事后，毛主席只轻轻一句：“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场面虽平静，压力却全压在曾思玉肩上。

彼时武汉三线建设正酣，焦枝铁路、二汽厂、4号高炉进度全靠军区协调。政委的职位不仅是宣传，更要稳住人心、理顺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刘丰常把工作简报丢给秘书，自己跑去东湖写回忆录；碰到支农干部来请示，他一句“回头再说”就把人打发。指挥系统缺这口气，生产线就会脱节，曾思玉再硬的脾气也顶不住窟窿越捅越大。

10月中旬，武汉军区党委碰头会。参谋长汇报军训计划时，刘丰突然提出“先抓大联合再抓训练”，理由听上去冠冕堂皇，却与中央“备战第一”的要求相悖。几名主官面面相觑，会议陷入冷场。曾思玉意识到，若不及早调整，文件精神一旦被曲解，军区多年积累的战备基础恐将瓦解。

夜里，他坐在司令部那张老旧的柳木桌前，拨通了驻京办的加密电话，请求面见叶剑英。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只回了两个字：“来京。”两周后，京西宾馆小客厅里，叶帅翻着情况简报，眉头紧锁。曾思玉汇报完，低声补了一句：“刘丰继续当政委看来不行了。”叶帅放下茶杯，望向窗外，良久才开口：“那，你看谁合适？”短短一句对话，将近一年的矛盾与隐患尽数点破。

叶帅脑中迅速掠过数名干部履历，最终停在王六生——时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作风硬朗、人缘极佳。听到这个名字时，曾思玉不由轻呼一声“正合适”。两人早在一九四二年的冀鲁豫根据地并肩战斗，彼此脾气性格都摸得透。叶帅当即拍板：报告主席、总理，提议王六生调任武汉军区政委，速来北京报到。

三天后，王六生抵达首都。手续火速办理，他随同曾思玉返回武汉上任。飞机降落王家墩机场的那一刻，夜幕渐深，跑道灯闪成一排银线。刘丰并未到场，迎接的只有军区机关几位副职。次日清晨，武汉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叶帅的任免通知宣布完毕，王六生用地道的山东口音简单致辞：“来这里，不是走过场，咱们一起把摊子稳住。”

变化从细节开始。机关晚点名取消了冗长的表态环节，作战室灯火常亮，所有值班员佩枪执勤。王六生带着宣传部干事连夜进驻各师团，把中央最新指示逐字逐句讲到连队。半个月后，独立师顺利移防黄陂，空降军两个主力师接管城市警卫任务，市区治安井然。此前几度停工的大桥和钢厂也重新热火朝天地开工。

12月，军委联合作战值班室发来电报，要求武汉军区就长江水上封锁课题上报方案。两天后，文件盖着鲜红的“特急”印章送交北京，这速度让总参作战部眼前一亮。李真忍不住感慨：“武汉变了。”曾思玉却清楚，若没有及时换将，所有努力恐怕都得打折扣。

岁末，京西宾馆再次灯火通明。总结会上，叶帅向到会首长简要通报了武汉局势的改善，并对王六生的到任评价“办事果断，讲话接地气”。主席点头，周总理露出难得的笑容。会后，叶帅对曾思玉说：“司令员忙过这一阵，也得留点精力给济南。”话音未落，八大军区对调的设想已在文件夹中展开。

1973年底，调令下达。曾思玉启程奔赴济南，王六生留守继续担纲。离汉前夕，他把几件外宾赠品留在军区仓库，叮嘱道：“留给岗位，不留给个人。”送行的老部下问缘由，他只摆摆手：“规矩得有人守。”

回首这段插曲，曾思玉常说一句话：“领兵带队，最怕政令不一。”在那拨风浪最急的岁月里，及时更换政治委员，不啻于固若金汤的一道闸口。武汉能迅速走出混乱，王六生的沉稳与执行力功不可没，而关键之处，是叶帅的果断拍板，更是曾思玉那通看似“冒昧”的电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细节却从未被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