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万物萧瑟,又到了打工人摸鱼等过年的季节,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欢乐祥和的气息。伴随着“找工作上XX招聘”的广告声浪,在都市晨霾的朦胧里,猎头公司开始物色他们的目标,经过一番虚情假意的眉来眼去,双方都认为自己收获了理想的猎物。猎头,英语称之为Headhunter,如今多以各种AI综合体的形态出没于互联网空间,这是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职业在二十一世纪商业社会里的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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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古典时代的原生态Headhunter,通常被称为“猎首”。在中国早期文明里,更是简化为一个字:馘。这个字的甲骨文写法,其形象极为形象:一枝戈旁边挂着一个人头。这是个多音字,读“xù”时意为割头,读“guó”时意为割左耳。这是因为早期在战场上割取敌人首级以记功,后来简化为割取左耳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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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类似的字是“伐”,同样是以戈割头之意,但这个字更偏重于“砍头”这个行为本身,逐渐专用于战争,因此有“积功曰伐”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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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人类社会尚处于刀耕火种的蒙昧阶段,金属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劳动者依靠渔猎与原始农业获取生存资源的效率不高,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已经是万幸。为了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部落之间会爆发冲突,失败一方的成员有的被当场送走,有的被俘获成为战利品。从肉体上消灭对手意味着减少了竞争者;考虑到当时的生产力极其低下,留下一个身体好胃口好但脾气不一定好的俘虏并不是个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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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中发现的头骨坑,距今约4000年历史
如果俘虏不肯乖乖种田,拿来肥田也不错。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猎首习俗或许发源于江浙一带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稻作文明地区,如河姆渡文化区。在这些原始农业部落里,猎首逐渐演变为“祭田神”仪式行为的一部分。历史上云南地区的佤人和台湾地区的高山族一般都是每年的谷物播种或收获时节外出猎首;即使在猎头行为已被禁绝之后,台湾地区的泰雅族人仍会在收获之后举行祭谷仪式,族内壮丁会从山上砍下芭蕉树冠,刻上眼耳鼻口做成人头形状,进行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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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器纹饰中关于献祭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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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发现的无头人殉遗骸,距今约3000年历史
至少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形成模式化的“人祭”流程,以战争中俘获的敌人充为“人牲”,在重要的仪式或特定的场合下作为奉献给神灵的祭品。斩首是献祭“人牲”最常见的技术手段,被砍下的人头往往作为重要的道具,插在树立路旁的杆头上,码放在贵族的墓穴里,或者拿去煲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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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刘家庄北地M1046号墓地出土的青铜甗,内装一颗经过烹煮的人头
1962年在广东考古中发现的一件青铜制随葬品被首次命名为“人首柱形器”。这件青铜器由青铜立柱和青铜人首两个部分组成,通高35厘米,其中人首高11厘米。之后,在广东地区的春秋战国墓里发现多件类似的器物,在广西同期的墓葬中也有发现。研究者认为,将人头置于柱体顶端的做法,是猎首祭祀活动中最具特征的标志,人首柱形器正是对这种标志物的模写。岭南青铜人首柱形器集中出现在西江流域的大中型墓中,迄今已经出土数十件之多,但秦汉之后的墓葬中再无发现;这个情况或许证明岭南地区的猎首习俗在这一时期逐渐淡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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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广东地区的人首柱形器,实际上就是对“人头插杆”这一行为的写实艺术再现
事实上,秦汉时期正是中原地区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铁制农具与农耕技术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丰足的钱粮可以供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可以保障实施大型水工程的营建,又进一步增加了粮食产量。曾经的“人牲”成为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人形牛马劳动力,“人祭”行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更大规模、更组织化的战争获取土地及人口资源。在战场上,敌人的头颅就是军功,是普通平民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资源。如狼似虎的秦军士兵一手提着斩获的敌首,一手握着染血铜剑,对着逃跑的敌人紧追不舍,这一幕成为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熟知马力的商鞅在秦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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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士兵发型是特殊的偏髻,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被同僚拿去冒充军功
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人类对于收集同类头部的特殊爱好逐渐成为包含经济与军事等具象诉求,同时又掺杂迷信思想,还与阶层及身份认同等社交需求纠结在一起的抽象行为。从南太平洋的毛利人到欧洲西部的凯尔特人,从婆罗洲雨林到亚马逊平原,“猎首”这个容易让人掉脑袋的作业模式曾经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族群。
由于电影《赛德克.巴莱》的再度上映,曾存在于我国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群体中的“出草”习俗作为距离我们最近的“猎首”文化,一度成为小众的探奇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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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出草
台湾少数民族猎首的习俗被称为“出草”,泰雅语称为“姆嘎亚”(mgaya)。有说法认为“出草”源自猎鹿,即猎人藏匿于草丛中伺机捕获猎物的行为。《台海使槎录》记载:“捕鹿名曰出草,或镖、或箭,带犬追寻。”但是,考虑到猎首行为的复杂起源,恐怕所谓“猎鹿”才是被借指的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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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台湾少数民族猎鹿场景的古画
1697年奉派到台湾开采硫磺的郁永河,在其著作《裨海记游》中记载:“野番恃其犷悍,时出剽掠,焚庐杀人,已复归其巢,莫能向尔,其杀人辄取首去,归而熟之,剔取髑髅,加以丹垩,置之当户,同类视其室髑髅多者为雄,如梦如醉,不知向化,真禽兽耳!”
这段愤怒的文字充分表达了郁大人当年目睹“出草”后形成的心理创伤。
对于那个年代生活在台湾山地区域的原住民来说,“出草”是一件极其严肃和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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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头领照片,右侧图中红色箭头所指为莫那.鲁道,即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主角人物原型
部落内的男性成员须成功“出草“猎得人头,才算是具有社会地位和被认同的成年人;如果没有成功”出草“的经历,甚至没有资格娶亲,反过来也成立。《台东州采访修志册》中有载:如说合(婚姻)时,女实不愿而不许,则男出草杀人,以人头为聘;若女之兄弟亦能出草杀人,以人头报之则已。倘无以报,则必许之矣。
“出草”通常发生在如下情况中:
1.粟米收获后,为答谢祖灵赐予丰收;
2.举行祖灵祭奠之前,为祖灵奉献祭物;
3.特定事件发生时的触发机制,例如寻仇、受冤、被人羞辱等;
“出草”流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计划筹备、现场实施、见好就收。
流程
“出草”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组织团队和占卜。“出草”通常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严密团队合作,通常是组成十人左右的团队,最多者甚至可达四五十人;这样会增加猎得人头的概率,个人“出草”的情况极其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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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装束的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旧照
在“出草”准备期间,要严格遵守禁忌。各个部落有不同的怪谈式禁忌规则,例如:不使炉火熄灭、不向旁人借火、不触摸生麻及麻丝、不让团队成员家族以外的人进自己的房间、不借物、不赠物、不窃物、不参加争论、不大声喧哗、不乱动乱跳、不讲粗话、不操办婚事或出席婚礼、不行房事(飞机也不行)、不打扫卫生、不砍柴、不纺织、不耕种、不狩猎、不洗脸、不洗衣、不洗碗、不吃蔬菜、不吃柑橘、不吃鸡肉、不修补屋顶、不横置木杵等等。从这些禁忌内容来看,“出草”准备期应该不会太久,否则按照这种什么都不做的躺平态度,根本不用冒着风险去“出草”,你老婆就会帮你把脑壳卸下来。
出发的当天要进行占卜,首先是“梦占“,即以出发前一晚的梦境决定当天是否“出草”,吉梦才可出发,梦境不吉则需改期。其次是“鸟占“,留意观察画眉鸟的叫声长短、飞行姿态、飞行距离、起落次数等相关数据信息,经过推算获知吉凶,确保是好兆头才能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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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盾与长矛离开村庄的部落战士
众人在出发前要向祖灵祈祷,并向祖灵汇报此次“出草”的行动方案,以获得祖灵的庇佑。出发后,指挥者须十分留意途中的事象,若遇见蛇、鼠等不吉之兆,则立即中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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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持矛与盾的部落战士,右图中有一名部落战士登在树上进行远眺侦查
抵达目的地后,就进入到现场实施的阶段。首先对场地状况展开侦查,在对方的退路及重要地点周围偷偷插上尖竹签,以扰乱对方的行动;然后利用地形及掩蔽物耐心等候,狙击落单的行人。有些情况下,如果经侦查探明对方青壮主力不在家,也会直接偷袭对方部落大本营。猝不及防的对手往往很快就被杀死,通常在两三分钟内即告结束战斗。
“出草”不是战争行为,而是以猎首为目标的偷袭;因此并不需要恋战,在得手后迅速按照预定的路线撤退,避免因对方追杀而造成损失,否则就是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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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草”归来的部落成员
撤退途中,“出草“团队会带着人头在山谷中绕路疾走以隐蔽行踪,直到预定的休息点,才会暂时停下整理。这时他们会在溪水旁清洗猎到的人头,并在头颅上打一个洞倒掉脑浆,再用宽大的草叶把头包起来,放进专用的携行网袋内;也有做法是直接在脑洞上穿绳用于提携。确认没有敌人尾随后,由首领下令归返。队员们沿途砍下树枝并把茅草的草芯打结,制成与团队人数相等的茅草结,当作凯旋者通过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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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饮血酒
到达部落后,会先以米饭或猪肉喂食人头以示和解,并吹奏四孔竖笛进行召灵仪式,表示首级的前任主人之灵已经成为本部落的成员。之后由猎头者把酒从首级之口灌入,把自颈口下方流出混有人血的酒盛在杯中,首先献与部落内最年长者,之后由“出草“有功的人共饮血酒,以示相亲相睦。
如果“出草“失败,会归咎为族人违反禁忌以致触怒祖灵,有些部落会直接杀死发起人或违规者,取下他们的首级。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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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草“中最标志性的工具,就是猎首刀。这是一种流行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间的刀具,其刀身短阔上弯,长度通常不超过两尺,刀头尖锐,厚脊侧锋,单面开刃。虽然”猎首刀“的名字吓人,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被用作日常的工具刀。台湾地区可能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以磁石吸附海砂为原料的原始冶铁技术,最迟在唐宋时期通过与内地的贸易获得了更多铁质器物和更先进的钢铁锻造技术,猎首刀的形制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逐渐成熟和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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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中的猎首刀实物,鱼形木质刀鞘末端挂有人发装饰
单纯从造成有效杀伤的效率角度而言,刺击的效果优于斩击,前后划动的效果优于上下劈砍。锐利的刀尖在皮肤上产生的压强显然大于同等力度下的冗长刀锋,哪怕是以劈砍见长的日本刀术,也会用刺击作为杀招;骑兵刀具多设计为弯刃,其目的就是便于利用战马的冲击速度放大划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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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博物馆收藏的西汉环首铁刀,长度97厘米,刀身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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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收藏为日本正仓院北仓38号的金银钿庄唐大刀,下为另外两把唐刀的刃部细节,均为做工精良的双锋刃下左图中的刀头做了水滴型双面刃,强化了刺击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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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战刀工艺简朴实用,但仍然保持窄长刀身造型,刀身开血槽以减轻重量
春秋战国以来的征伐乱世迅速推动古代中原王朝的冷兵器技术进步,至汉代,已经出现刃长一米以上的环首大刀,刀身窄厚,侧锋单刃,但是配合骑兵冲击的速度已经能实现巨大的杀伤力。至唐代,钢铁刀具的制作技术日趋完善,刀身窄长,双面开锋的唐刀形制完美,在钢铁复合材质和折叠锻打工艺的加持下,几近冷兵器时代的巅峰。唯一的问题是太贵,不适合装备大规模的征召军队。这些性能优秀的战刀强调的是在尽量扩大攻击范围与距离的前提下做到轻便灵活,不约而同选择窄长刀身形制,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对手失去战斗力;但割脑袋的活儿还得靠其他的专用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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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军队装备的顺刀全长不过一尺二寸,刃长八寸,这是专门用来在战场上切割敌人首级的工具刀
猎首刀的形制并不适合作为战刀,但作为割取首级的工具却颇为合适。其宽大厚重的刀身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劈砍力度,刀锋单侧开刃的做法既降低了加工难度,又可以保护刀刃不易被硬物(如颈骨)损伤。木质鱼形刀鞘多由樟木、红桧或扁柏材料制成,一侧镂空仅以铁线固定刀身,既可充分保持空气流通以避免刀身锈蚀,又可以借助木材本身的香气缓冲刀身工作时沾染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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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柄与刀头的细节,刀柄可以缠绕麻绳以防沾血后滑腻脱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国古代刽子手的专用刑刀,其形制也多为刀长不过一肘的短身阔刃造型,可见术业有专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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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于北京警察博物馆的古代刑刀,刀身短阔,与窄长的战刀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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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刽子手所用的另一种刑刀,双面开刃似剑,同样是刀身短阔的形制
在“出草”的行动中,通常是先用弓箭甚至步枪让目标失去战斗力,再用猎首刀斩下人头。这个细节在电影《赛德克.巴莱》中也被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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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枪、长矛与弓箭这些长距离武器才是战斗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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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博物馆中收藏的少数民族所用旧式步枪,左为1868年英制恩菲尔德(Snider Enfield)步枪,右为日制村田十八年式步枪
猎首成功后,战士所用的猎首刀就晋级为神圣的专用刀具,通常会用所猎首级的头发装饰刀鞘,让人一看便知这把刀的战绩;平时收纳于专门的密室,避免妇孺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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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鞘上的人发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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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携行首级用的猎首袋。用麻线编制为网兜状,内有皮革衬垫以隔水;
中为猎首成功标志,中间为茅草芯串,左右为红色棉线,用以招灵;
右为首级台,用来在仪式中放置所猎获的首级
技术
砍脑袋其实是个颇有技术含量的事儿。
人的脖子主要由颈椎,食道气道大血管,以及包覆在外的肌肉组织和皮肤构成。让脑袋实现物理位移的关键是颈椎分离术。人的颈椎由七节骨头组成,粗壮结实,连接紧密,可以在肌肉的配合下支撑十斤左右的脑袋长时间处于各种别扭的角度,例如低头看手机。手机前的你可以试着用手举起十二听标准易拉罐装可乐左右摇晃感受一下颈椎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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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的直径有5-7厘米,砍过排骨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啥难度。所以分离颈椎的关键是要找准颈椎骨间缝隙。从脖子正面不太容易完成颈椎分离术。一方面是甲状软骨、各种管道和肌肉组织挡在颈椎前,不容易找准间隙;二是分离时直面颈动脉,会被高压温热红色液体滋一脸。
唯一正确的方法是从后颈下刀。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过去数千年里经过反复实践所总结出的技术要领。当人以45度角低头时,后脑勺与颈部交界处就是第二、第三颈椎之间,会形成一道宽约1.5厘米的间隙,因为这个地方正对着嘴巴,故名“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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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这个位置,让刀刃以划行的方式切下去,才能干净利落的完成颈椎分离术。所以,砍头并不是用蛮力把脑袋“砍下”来,而是需要用巧劲把脑袋“切”下来。这是源自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深刻认知,以及对人体工程学数千年研究与实践的成果。明代《洗冤录》记载:刀落椎间,如断腐竹;形象描述了专业对口的重要性。三岛由纪夫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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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1970年切腹自杀时特意让友人用名刀“关孙六”帮他介错,执行时由于缺乏训练及刀具不合适,介错了四次,换了两个人才下手才勉强帮他搞定了颈椎分离术
此时颈部动脉内的液体会以每秒8米的速度向前喷射,不会溅到侧面的操作者。清代刑部档案《秋审实缓》中记载:血溅七步而不污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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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斩刑场景
末代刽子手邓海山晚年讲述,培养专业行刑者需要三年学徒期,每日练习斩切浸蜡草绳五百次。英国人密迪乐1851年在中国目睹了一次传统式斩刑,并将其所见记录在《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一书中。作者记述,等待受刑的人犯被拉住发辫低头跪地,刽子手使用一把约3英尺长的短刀,在人犯脖子上方约1英尺的地方停留片刻以瞄准脖子上的关节,随后将刀向上举起至与自己的头同高,两臂全力急速向下斩击,当刀接触罪犯脖子的瞬间,刽子手直身屈膝成蹲马步的姿势,以增加斩击力量。刽子手每执行两到三次斩刑就要换一把新刀,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里斩下了33个脑袋。
收储
旧时的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认为,部落的力量不仅体现为当下的成员集体,同时也有逝去的祖先灵魂的加持。他们认为猎获人头就会获取了此人灵魂之力,即成为本部落灵魂大军的一员,等于增强了祖灵的力量;本族人若丧身在外,部落成员会尽全力夺回尸体,否则就会发生同族的灵魂皈依敌对部落祖灵的乌龙事件。从这个角度看,“出草”其实就是一种对团队成员忠诚度的争夺战,确实与今天的猎头公司之间形成了某种跨越时空与价值观的意识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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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首领门外的首级架
在猎首仪式结束之后,首级会被放置在部落首领门前的木架上,作为部落的新任守护神,接受族人的供奉。当有新的首级到来,旧首级会被移至专门的头骨架上存放。
头颅的放置有一定顺序,最新获得的头颅会放在骨架的中间,其余的头颅依新旧从右至左依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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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附近的头骨储藏地
清代台湾知府蒋毓英在《台湾府志》中记载:“好杀人取头而去,漆其骨,贮与家,多者称雄。” 苏格兰人William Camp-bell于1847年在台湾游历时目睹了本地人收集首级的行为,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串头壳,绑在酋长屋子的末端。几乎都是开裂的,不少还有一些人肉黏附,似乎一两个月前才从身体上割下。其他多数的屋子也都如此装饰。在一个小草屋那里,我数了数,共有39个头壳,另一家有32个,第三家有21个,等等。有人告诉我,那些是他们部落间打仗胜利,还有成功袭击高山西边居民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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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岛内的湿热气候环境下,用这么简单敷衍的方式保存首级,约等于自然风干,想必味道和观感都不会太好。
南美洲亚马逊地区的原住民族群曾经流行一种特殊的首级保存方式,本地人称之为Tzantza,通常译为“缩头术”。具体操作方法是在首级的颈部切开刀口,完整取出头骨,保留首级的表皮和肌肉组织,经过反复浸泡药水和熬煮,去除脂肪,将一个木制的球放入首级之中以维持其形状,最后在烧热的沙子里把首级烘干,表面涂上炭灰,就得到了一个大小如西柚一般的微缩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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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帽男人手中所持的就是一枚缩制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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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公司的经典游戏《暗黑破坏神》中的死灵法师经常拎着类似物品
个人猜测《暗黑破坏神》游戏里的死灵法师角色常用的那些头颅法器,其设计灵感也许就来源于此。
中国内地在不晚于春秋时期就发明并普遍应用了常温下保存首级的方法,最初是出于对战场上斩获的敌军重要人物首级在异地公开展览的需要,即“传首”;随着邮驿制度的发展,“传首”行为日趋频繁,在实际操作中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在斩首的现场就需要尽快用盐腌制作为预处理,“传首”之前再对首级施以专业的防腐与整容手段,通常是加香料小火煮透彻底杀菌,之后晒干再涂上漆以隔绝空气,在头面题名以注明身份,最后函封匣锔,就能辗转多地历经寒暑而不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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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有梦想,也可以和咸鱼没分别。《史记.秦始皇本纪》: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注意此处的“鲍鱼”指咸鱼,与今天含义不同。
知名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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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收藏家刘秀,右为藏品王莽
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古文字爱好者,穿越行为艺术大师王莽贡献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脑袋之一,王莽篡汉败亡之后,他的头被割下来进行细致防腐处理后制成了纪念品,成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私人收藏。后来汉室衰微,经三国,至魏晋,王莽的脑袋在两百七十多年里更换了几十个玩家,最后成为西晋首都洛阳武库的传世国宝、头号收藏品。《晋书·五行志》记载:“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命固守,然后救火。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断白蛇剑及二百八万器械,一时荡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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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最著名的脑袋应该来自于英国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他在1649年砍了英王查理一世的脑袋,建立共和制,并出任护国公,直至1658年去世。两年之后查理二世复辟成功,克伦威尔的尸体被从墓里拖出来执行绞刑,之后再斩首示众。克伦威尔的头被一根长铁钉固定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屋顶上风吹日晒25年之久,直到被一场暴风雨吹落在地。英国人非常清楚这颗头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之后的两百年里在不同的藏家手里不断加价转售,直到1841年由约书亚.威尔金森以230英镑(约合现在4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其买下收藏。威尔金森经常向朋友炫耀这个昂贵的古董,据见过这颗头的人说,它被插在一根铁签上,头顶盖着干透的黄皮,上面还有栗色的头发,眉毛和胡须都保存得很好,客人们可以排着队轮流到窗边抱一抱这个东西。1960年,威尔金森的重孙子觉得照料这颗头实在过于麻烦,索性将其捐赠给剑桥大学后入土为安了。
后记
直到解放初期,云南偏远地区的部分佤族部落仍然保留着猎首的习俗。1950年,在全国少数民族代表会议期间,教员专门就这个问题与佤族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面对佤族代表提出的传统文化关乎族群根基,一时难以抛弃等问题,教员指出,当地落后的经济条件和群众生活水平低下导致的迷信才是问题的根源。人民政府随即开展对佤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修建医院、学校,普及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迅速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到1956年,云南地区的GDP比1950年翻了一番。延续数千年的猎首陋习,所谓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祖训,在短短几年里就彻底消失了。曾经因为野蛮落后的习俗被边缘化的佤族,也随之融入了现代社会。
尊重科学,脚踏实地,发展才是硬道理。
野蛮从来不值得骄傲,这只是个托辞,用来掩饰被愚弄的尴尬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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