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见高智，提及重回延安心愿，高智苦等11年却等来一纸讣告

“主席，高智同志到了。”值班秘书轻声提醒。毛主席放下手里的铅笔，抬头望向门口，熟悉的身影已步入房间。隔着不到两米的距离，高智看见主席依旧穿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心头忽然一热——两年多没见，这位老人和从前一样精神，却更显清瘦。许多人汇报工作时会先整理措辞，高智没来得及，只握住主席的手脱口一句：“我想坏了！”一句朴素乡音，把两人立刻带回了昔日朝夕相处的岁月。

那天的谈话极短，却重量十足。毛主席问起西安到郑州的铁路，说自己惦记陕北小米，还想骑马沿黄河看看旧战场。高智听着激动，却也暗暗担忧：日程紧，同意吗？身体行吗？主席似乎看穿了他的顾虑，轻轻笑道：“路线你熟，我要真去了，还得劳你打前站。”高智连声称是。离开时，主席叮嘱：“从印尼回来，再来坐坐。”这句平常话，后来竟成永诀。

高智此生与主席相遇，若用时间轴标注，大致分三段：延安初识、京城十年、陕西遥念。顺序却并不简单线性，每一段都像一条支流，在1965年的那次会面汇聚，随后又在1976年的凄风冷雨中奔腾汇入主河道。

最早的记忆要追溯到1945年秋。彼时绥德师范课业正紧，高智却拎着简单行李直奔延安，只因地下党一句“那边缺人”。窑洞里灯光昏黄，他第一次摸到盖有“中央书记处”印章的电报纸，字迹龙飞凤舞，旁人只觉潦草，他却看得入神——那是毛主席的手迹。半个月后，在杨家岭的一条土路上，他远远看见主席牵着孩子散步，想上前又怕打扰，只得原地行礼。很多年后他说，那一刻心脏跳得厉害，像敲鼓。

真正近距离接触，是北平解放后的1952年冬。中央办公厅点名调他任主席机要秘书，消息来得突然，他吓得直摇头：陕北口音重、湖南话听不懂，出了差错担不起。叶子龙拍拍他肩：“别给自己设限。”第二天，他被罗光禄领进丰泽园。主席先问家乡、再问学业，还对“霍去病的霍”反复确认。采访回忆时，高智常说，正是那种耐心，让他把紧张咽了下去。

随后十年，高智的生活被主席的作息彻底改写：深夜批件、清晨改稿、室内泳池办公。主席精力惊人，他与李银桥、张仙朋等人常两班倒还被关照“累了就眯会儿”。一次值夜班，高智实在困得不行，靠椅子边打盹，一觉到天明。自认误事，惴惴走进书房，却见主席早批完一沓文件，只淡淡一句：“没急事，就让你多休息。”高智心里五味杂陈：说累，最累的是主席，却总先替别人盘算。

主席对干部下基层锻炼亦格外看重。1962年4月，颐年堂里，主席问他愿不愿意离开身边工作。高智想了想，说既想陪在老人家旁，又认同“浮在上面”缺乏实践的说法，于是申请回西安。主席点头：“好，等你爱人生完孩子再动身。”这个细节，看似寻常，却让高智后来回味无穷——他从未提及妻子怀孕，主席却知道得一清二楚。

1962年5月7日，他带着厚厚的文件交接清单离京，火车一路向西，夜风透窗，他想起在韶山陪主席扫墓时听到的那句“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心口忽然酸涩。到西安后，他很快投入地方财经工作，但无论多忙，每逢苹果、小米丰收，总要拣最好的寄往北京。回信不多，却字字关切。

时间来到1976年9月。深夜电话惊醒西安家中，高智拿起话筒，话音未落便已泪流——中央通知他北上参加遗体告别。列车轰鸣，他扶着车窗，耳边仿佛又响起那句：“你以后来北京，要常来看我。”可如今，车到首都，却只能走进庄严的纪念堂。水晶棺前，他望着主席安详的面容，强忍泪水，心底却像塌陷了一角，那份打前站的承诺，再无兑现的机会。

告别仪式后，高智曾郑重写信，请求留在纪念堂做警卫，守着主席。申请未获批准，他也理解组织考量，却难掩失落。此后多年，只要进京，第一件事必定先到纪念堂。2003年冬日，他又一次站在那座大厅，默默注视良久，走出正门时对随行人说：“今天心里稳当了。”

201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整整四十年，同一日，88岁的高智在西安走完人生旅程。消息传出，不少老同事感叹：他终于与主席重聚。对旁人而言，高智是机要秘书、是地方干部；对他自己而言，身份可能只有一个——那个愿意为主席打前站、等着陪他重回延安的年轻人。距离如斯漫长，愿望终未实现，却在无数次寄出的苹果、小米里，留住了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