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专访｜精准捕捉AD病理信号：Aβ-PET 的核心价值与临床应用全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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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β-PET何以成为AD诊断“金标准”？

阿尔茨海默病（AD）作为老年期最常见的认知障碍类型，其“高患病率、低就诊率、低诊断率、低治疗率”的问题长期困扰我国临床诊疗[1]。AD的核心病理改变——β淀粉样蛋白（Aβ）异常沉积，往往早于临床症状十几年悄然发生[2]。而Aβ-PET技术的出现，打破了AD早期诊断的迷雾，能够在活体大脑中精准捕获Aβ斑块，为尚无症状的临床前患者和轻度认知障碍（MCI）、轻度痴呆患者的早期识别提供关键依据，同时在新型靶向药物的疗效评估中发挥核心作用[3]。

基于Aβ-PET在显像剂研发、评价体系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快速进展，医学界特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魏翠柏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王刚教授，围绕“Aβ-PET为何能成为AD诊断‘金标准’”这一核心主题，深入解析其病理基础、技术优势与临床价值。

AD病理溯源，确立Aβ-PET的核心诊断价值

魏翠柏教授指出，淀粉样蛋白级联假说已成为AD发病的核心理论：Aβ的过量产生或清除减少引发的脑内异常沉积，是AD病理进程的始动因素，其会触发下游一系列病理改变，进而出现临床认知障碍症状[1-2]。经过全球科学界百余年探索，AD早期的特征性病理改变已明确为脑内Aβ沉积和神经纤维缠结，而Aβ-PET正是检测脑内Aβ沉积的关键技术，可在AD发病前10~20年捕获病理信号[1-2]。

更重要的是，Aβ沉积并非随病程持续增长，而是呈现“倒U型”动态特征：早期快速增长、痴呆阶段进入平台期、中晚期逐步下降，这一特点也决定了Aβ-PET在AD早期干预中的核心地位[1]。

在2024年阿尔茨海默病学会（AA）发布的《修订版AD诊断与分期标准》中，神经影像学标志物与体液标志物被认为是AD诊断的两大生物标志物[4]。王刚教授进一步指出，数字生物标志物近年来正逐步发展，成为AD诊断领域新兴的生物标志物[5]。但目前，Aβ-PET仍被公认为是与AD病理学结果最接近的客观标准。Aβ-PET通过特异性示踪剂实现了Aβ病理过程的可视化，能够清晰呈现Aβ斑块在脑区的分布特征，且具有无创、稳定性高的特点。在鉴别诊断方面，Aβ-PET能够有效区分AD与年龄相关认知减退、精神疾病所致认知损害及其他类型痴呆，显著提升AD诊断的精准性[1]。与磁共振、神经心理评估等传统手段相比，Aβ-PET有助于降低误诊漏诊风险，增强诊断信心，避免不必要的药物治疗[6]。

魏翠柏教授也指出，AA已将Aβ-PET、血液p-tau217等共同列为第一类核心诊断标志物，另一类核心标志物为Tau-PET[4]。作为核心诊断标志物之一，目前，Aβ-PET在体检测AD患者Aβ沉积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可分别达到96%和100%，在AD早期诊断中展现出重要价值[1]。此外，第二代Tau-PET正在研发过程中，随着未来其进入临床应用，将有望进一步提升AD诊断与鉴别诊断的精准度。

Aβ-PET量化评估药物清除效果，预测长期临床结局

王刚教授表示，AD治疗已迈入疾病修饰治疗（DMT）（也称为靶向治疗）的新时代，而这一治疗的前提是明确患者存在Aβ病理沉积，这使得Aβ-PET成为AD用药前评估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抗Aβ单抗治疗过程中，药物疗效可通过Aβ负荷的减少来验证。Aβ-PET的量化分析体系为药物疗效评估提供了精准工具。王刚教授介绍，Aβ-PET最初通过标准化摄取值比值（SUVR）进行半定量分析，以小脑为参考区域对比评估Aβ沉积程度；随着不同示踪剂的获批，Centiloid评分系统实现了不同示踪剂间的量化换算，能够对脑内Aβ斑块进行精准定量，为药物清除效果评估和停药决策提供了客观数值依据。

《美国多奈单抗合理应用推荐意见》明确，淀粉样蛋白PET的视觉读片结果为阴性（约对应25 CL）时可考虑停药；若单次PET显示Aβ斑块水平＜11 CL，或连续两次结果介于11 CL至＜25 CL之间，也可作为停药依据。需要注意的是，体液中的Aβ和Tau标志物目前尚不能作为多奈单抗的停药指标，通常在治疗后12~18个月安排Aβ-PET复查以评估是否停药[7]。

此外，Aβ-PET还具有重要的长期临床结局预测价值。相关研究表明，Aβ-PET阳性的认知功能未损害人群，未来数年发展为MCI或痴呆的风险约增加1.5~2.5倍[8]；而在主观认知下降（SCD）人群中，Aβ-PET阳性者3年内进展为MCI或痴呆的风险也显著高于阴性人群[9]。

创新药物研发与临床应用，Aβ-PET兼具核心作用

魏翠柏教授强调，随着靶向Aβ的创新药物逐步在国内获批临床应用并开展真实世界研究，Aβ-PET的临床价值进一步延伸至药物研发领域。魏翠柏教授表示，在所有AD创新药物的临床试验设计中，Aβ-PET是筛选和入组适应症人群的核心方法之一。这一设计的核心目的是实现AD的精准诊断，确保入组患者为真正的AD患者（尤其是早期患者），从而保证临床试验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在临床治疗实践中，Aβ-PET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仑卡奈单抗、多奈单抗等以清除脑内Aβ为作用机制的单抗类药物，临床亟需一种客观、精准的方法来评估脑内Aβ沉积的变化情况。Aβ-PET凭借其对脑内Aβ斑块的示踪优势，能够清晰描绘Aβ沉积量的动态变化，成为评估此类药物疗效的重要标准，为临床治疗效果判断提供了客观依据[1]。

标志物对比：Aβ-PET的不可替代性解析

魏翠柏教授表示，尽管脑脊液或血液等体液生物标志物也可检测Aβ病理，但受实验室检测方法、样本处理及检测灵敏度差异影响，稳定性不足。因此，在我国临床实践中，Aβ-PET凭借更优的稳定性，展现出更高的诊断效能和效力。

王刚教授分析指出，血液生物标志物（如Aβ42/40、p-tau217等）的浓度易受血脑屏障通透性、全身代谢状态、其他系统性疾病等影响，反映的是全身系统性改变，而非中枢特异性病理。血液标志物的检测流程也容易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试管选择、分离提取方法等），难以实现高度标准化的定量分析，且在病理动态累积的反映上存在局限性。

相比之下，Aβ-PET 采用 SUVR和Centiloid 体系，能够直接、可视化地显示大脑皮层中Aβ斑块的空间分布和沉积量，是脑内AD特异性病理的“在体金标准”。这一优势也使其被纳为多项抗Aβ药物临床试验的主要重点结局指标。在当前主流指南和临床实践中，血液标志物的定位主要是AD辅助诊断和早期筛查，而Aβ-PET则是明确诊断AD、确认Aβ病理的关键依据，尤其在临床用药前评估中，是国内外共识推荐的核心标准[1,4,10-11]。

小结

Aβ-PET通过活体可视化与精准量化技术，实现病理精准定位，助力临床诊断。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早期识别潜在患者、提升诊断准确率上，更在DMT治疗中发挥着“监测仪”的核心作用，为精准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Aβ-PET显像剂的商业化应用、质量控制体系的完善及临床应用指南的更新，该项技术正逐步走向规范化、普及化。未来，随着多模态影像融合及检测技术的持续优化，Aβ-PET将进一步拓展其在AD风险预测、疾病诊断及治疗评估中的价值，为破解AD诊疗困境、守护老年人群认知健康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淀粉样蛋白 PET 显像在阿尔茨海默病诊断中的应用专家共识[J]. 中华医学杂志, 2023, 103(45): 3615-3626.

[2]常燕. 重视β-淀粉样蛋白PET在新时代阿尔茨海默病诊疗中的价值[J]. 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 2025, 21(1):12-16.

[3]王刚,齐金蕾,刘馨雅,等. 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4[J].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2024,23(3):219-256.

[4]Jack CR Jr, Andrews JS, Beach TG, et al. Revised criteria for diagnosis and staging of Alzheimer's disease: Alzheimer's Association Workgroup. Alzheimers Dement. 2024 Aug;20(8):5143-5169.

[5]Qi W, Zhu X, Wang B, et al. Alzheimer's disease digital biomarkers multidimensional landscape and AI model scoping review. NPJ Digit Med. 2025;8(1):366. Published 2025 Jun 16.

[6]Chen KL, Wang MY, Wu J, et al. Incremental value of amyloid PET in a tertiary memory clinic setting in China. Alzheimers Dement. 2024;20(4):2516-2525.

[7]Rabinovici GD, Selkoe DJ, Schindler SE, et al. Donanemab: Appropriate use recommendations. J Prev Alzheimers Dis. 2025 May;12(5):100150.

[8]Ossenkoppele R, Pichet Binette A, Groot C, et al. Amyloid and tau PETpositive cognitively unimpaired individuals are at high risk for future cognitive decline[J]. Nat Med, 2022, 28(11):23812387.

[9]Ebenau JL, Timmers T, Wesselman L, et al. ATN classification and clinical progression in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the SCIENCe project[J]. Neurology, 2020, 95(1): e46e58.

[10]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 阿尔茨海默病源性轻度认知障碍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24, 57(7): 715-737.

[11]《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疾病修饰治疗专家共识》编审委员会. 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疾病修饰治疗专家共识[J]. 中华内科杂志, 2025, 64(5): 38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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