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定价“平衡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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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易碳家）

“某发电集团靠出售富余碳排放配额赚了2000万元”“家门口的工厂因减排成效显著，贷款利率下降了30%”……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尝到绿色转型的甜头，而碳定价这只“看不见的手”已悄然渗透到经济社会多个场景。

作为全球碳中和浪潮的核心政策工具，碳定价通过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让污染者为碳排放付费，既催生了千亿级“绿色财政收入”，也在重塑各国经济发展格局。这笔钱该如何收、如何花？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意味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又该如何走出特色碳定价之路？这早已不仅是环保问题，更是关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核心议题。

碳定价的“双刃剑”

碳定价的核心逻辑简洁明了——给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标上价格，通过市场机制倒逼企业减排，同时为政府创造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碳定价产生的财政收入达创纪录的1040亿美元，这笔“绿色巨款”正成为推动能源转型、技术创新的关键资金支撑。

但是，碳定价也面临多重功能平衡挑战。从财税影响来看，碳定价具有鲜明双重属性：既是减排的环境政策工具，也是重塑财政结构的“调节器”。对政府而言，碳税能直接增加税收收入，碳排放权拍卖则形成专项财政资金，为绿色公共支出提供保障。不过，业内专家、学者已经发现，碳定价对财政的影响并非简单“增收”，而是考验各国动态平衡短期收入与长期可持续性的系统工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张平提出，碳定价收入具有“波动性与暂时性”两大特点：碳排放权价格受市场供需影响波动较大，且随着减排成效显现，碳排放量下降会导致收入来源逐渐萎缩。

对企业和普通民众而言，相关影响也很复杂。对企业，碳定价会推高能源成本，倒逼高耗能行业转型升级；对普通民众而言，短期内可能面临能源、交通等消费价格上涨，但长期能享受到更清洁的环境和更可持续的发展红利。

“总的来说，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计算题，而是在寻求一个动态平衡。”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解释。

发达国家的“先行者红利”

不过，尽管情况复杂，碳定价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极端天气带来的危害日益凸显：一方面，气候灾害致使实体经济受损，影响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灾害迫使政府增加灾中应急管理、灾后重建和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这可能挤占教育、医疗等关键公共服务支出，加剧财政脆弱性。在此背景下，碳定价作为积极的公共政策，其推进已迫在眉睫。

实际上，凭借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发达国家率先探索出多元化碳定价实施路径，实现了环境效益、财政增收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是全球运行最成熟的碳市场，覆盖电力、工业等多个高耗能行业。通过逐步提高配额有偿分配比例，欧盟碳价不断攀升，一度超过100欧元/吨，目前徘徊在80欧元/吨附近。稳定的价格信号实际上解决了传统的“外部性难题”，有助于推动碳排放持续下降。

德国的“专项基金+绿色投资”模式颇具代表性，该国将其联邦层面的碳定价收入统一纳入“气候与转型基金”这一预算外专项基金，重点用于支持建筑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发展、工业脱碳和可持续交通等战略性领域。此外，已有一些国家尝试将碳税收入全额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返还给民众和企业。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碳定价财政影响已从初期“增收工具”转向“转型催化剂”。稳定的碳价不仅为绿色财政提供可持续支撑，更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市场资源向低碳领域配置，推动经济结构向高质量转型。

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阵痛”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碳定价之路充满更多挑战，普遍面临经济发展与减排的双重压力，其财政和经济影响呈现更为复杂的态势。

一方面，碳定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财政增长点。与发达国家相似，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征收碳税增加了财政收入，为能源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弥补了绿色公共支出的资金缺口，减少对国际援助的依赖，同时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降低了对进口化石能源的依赖度。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高耗能产业在其经济中占比更高，碳定价可能推高生产和生活成本，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影响就业稳定。此外，发展中国家企业普遍缺乏减排技术和资金，碳定价带来的成本压力可能导致部分中小企业倒闭，短期内抑制经济增长；其财税体系相对薄弱，碳定价收入的征管和使用效率面临考验，分配不当可能加剧社会不公。

中国的探索之路

在我国，碳市场是重要的碳定价实践。特别是2021年，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如今，覆盖范围已扩大到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0亿吨。2024年，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重启运行，强制与自愿互补衔接、互联互通的碳市场架构由此成型，我国碳市场建设迈入系统集成的新阶段。

但是，当前核心问题是价格信号不足，过去四个履约周期全国碳排放配额平均收盘价虽有上升，但与欧盟价差明显，免费配额占比高、交易主体单一等因素制约碳市场的发展。

北大国发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副主任何晓贝指出，我国地方政府承担了全国绝大多数财政支出，特别是在节能环保领域，支出占比高达97%，但其财政收入仅占全国总量的54%。这种“小马拉大车”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地方在推进成本高昂的气候项目时捉襟见肘。例如，某省2019年至2021年的城市内涝治理投资中，近99%的资金需由市县政府自筹，导致部分关键防洪工程进展缓慢。同时，低碳转型可能加剧区域失衡，煤炭依赖型省份可能因产业下行税基萎缩，形成“减排—减收—减支”的恶性循环。

破局：复杂平衡的智慧

对于碳市场的发展，不少业内专家、学者都给出了积极建议。就碳市场而言，在机制设计上，科学设定并动态调整配额总量，建立配额储备和市场调节机制，避免碳价大起大落；在市场结构上，扩大参与主体范围，引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丰富碳期货、碳期权等衍生产品，提升市场流动性和深度；在数据支撑上，完善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提升监管精准化水平，确保碳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除了推动碳市场更加成熟，张平还提出“核心基金+配套工具”的混合型分配体系构想，旨在实现减排效率、社会公平与财政稳健性的动态平衡。

首先，该体系的核心是设立“国家绿色转型基金”，预计吸收60%至70%的碳定价收入，专注于绿色技术研发、高碳产业地区公正转型支持等具有公共属性的长期投资，避免将收入用于可能形成财政刚性支出的补贴，着力增强经济体的长期减排能力和韧性；其次，建立精准的社会补偿机制，约占收入的15%至20%，专门用于对冲碳定价对中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的冲击，如通过现有社保体系发放专项能源补贴；最后，预留约10%至15%的收入作为宏观调节“缓冲垫”，在经济下行期用于对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税费减免，稳定就业和市场预期，避免碳定价政策在经济周期低谷时造成过度冲击。

总之，正如不少业内人士所强调的，碳定价能否成功，其关键在于“平衡”——平衡减排效率与社会公平，平衡短期成本与长期收益，平衡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既无现成模板可借鉴，又肩负全球气候治理责任，这一探索仍任重而道远。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记者 马梅若

(易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