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政府组织战犯参观，杜聿明在长春见到汽车，说：我想试开

1956年初冬，北京西直门站的站台很静，只有呼出的白气在灯光下打着旋儿。一节挂着铁皮牌子的软卧车厢，聚了一批身份特殊的乘客——功德林战犯。这趟列车并不直奔前线，而是驶向东北，官方的说法是“社会见习”，实质是让这些人亲眼看看新中国的模样。

车厢里，杜聿明紧了紧棉大衣，手指骨节因旧伤微微发白。他当过黄埔教官，指挥过数十万大军，如今只是被编号的学员，却仍保持着习惯性的军姿。身边同行的郑洞国低声感叹：“东北冷，带好围巾。”杜聿明没接话，只透过车窗望向后退的灯火，思绪回到八年前。

1949年1月，在河南永城县附近，他指挥的主力被解放军合围。那夜，他脱下将官皮靴，换上士兵草鞋企图突围，却仍被俘。最初的一个月，他完全笼罩在“等待审判”的阴影里，连饭也咽不下，试图靠慢性病拖垮自己。医务员看出端倪，专门给他两顿热汤、一磅鲜牛奶，外加例行体检。说来也怪，治疗一开始，他先是抵触，后来却发现腰背疼痛居然真的减轻了。

要命的脊椎炎让他每晚像木板人一样僵直。功德林的医生反复测量，最后给他配了一块石膏背板，宽度刚好卡在两侧肋骨之间。杜聿明第一次躺上去便睡了整夜，醒来惊讶得掀起棉被直看：疼痛的确缓了。那一刻，他对“优待战俘”四个字的戒备松动了一寸。

又过几年，北京方面把几乎所有国民党高级战犯集中管理。功德林里设有小型图书馆、医务室、篮球场，甚至安排大家定期听形势报告。不上战场的杜聿明开始写毛笔字，临《兰亭序》也练钢笔行楷，字里行间流露出复杂情绪。朋友探望时问他改造心得，他只淡淡回一句：“身体先得活下来，脑子才有工夫想别的。”

1957年春，功德林发出外出参观通知，不少人当场鼓掌。北上的火车晃了两昼夜，抵达长春。一汽大门口的红旗招牌刚刷过漆，油味儿伴着汽油味扑面而来。生产线一眼望不到头，八分钟就有一辆崭新的“解放牌”驶下，总装车间嗡嗡作响，像忽然闯进了另一个时代。

“这速度，在我那个年代想都不敢想。”郑洞国扶着护栏，小声嘀咕。杜聿明环顾四周，眼睛有光。他当年在云南练坦克部队，对机械不算外行。见众人拍照、记笔记，他忽然抬手示意工作人员：“我想试开。”随队干部先是一愣，旋即商量后点头。

一辆新下线的卡车被推到宽阔的试车场。技术员简明介绍换挡、油门踏板。杜聿明深吸一口冷气，跨上驾驶座，手掌松开又握紧，发动机声浪震在胸腔。他挂一挡，轻踩离合，车子缓缓前行，再踩油门，卡车稳稳绕圈。回来时，他关掉引擎，跳下车，鞋底沾了雪水也没发觉，只对技术员点头：“不错，很稳。”

同行战犯小声议论：“老杜笑了，八年第一次。”有人半是感慨半是佩服，高墙内的迟疑似乎被这阵机油味冲散不少。

参观队回京后，杜聿明收到周恩来通过监狱转交的一则新闻——杨振宁拿了诺贝尔奖。看完电报，他提笔写道：“愿你不负民族。”这封信不过寥寥数行，却被保存在功德林档案室，笔迹遒劲，与战前手札判若两人。

时间推到1958年国庆。杜聿明获准登上天安门东侧观礼台，望着坦克方队轰鸣压过长安街，神情复杂。旁边管理干部见状轻声问：“感受？”他答得很直白：“换作十年前，我想的肯定是怎么阻拦，如今只想看看能走多远。”

1959年12月，最高法院宣布特赦第一批战犯名单。杜聿明在榜。宣读文件那天，他抿嘴站立，直到念完名字才稍稍弯腰，嗓音低哑：“谢谢。”数日后，周恩来在紫光阁接见特赦人员。杜聿明红着脸说：“没把课上好，给您添乱。”周恩来摆手：“课还得继续补。”

获释不久，他给远在美国的妻子曹秀清写信，言语间不再顾虑审查，只陈述近况。1963年6月，首都机场迎回这位分别十四年的夫人。那天，他穿藏青中山装，提前两小时候在候机楼。曹秀清下机后一眼认出他，两个人并未拥抱，只是互相打量，仿佛确认这场历史折返是真的发生。

此后杜聿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整理旧档、口述战争细节。有人来请教淮海战役得失，他毫不讳言指挥失策，也承认对民心估计不足。他用笔做结论：“盲从一人，不识大势，兵败如山。”这几句被后辈拿去军事院校课堂作案例。

1987年5月7日，杜聿明病逝。弥留时，他留下一句话：“望同学亲友念民族大义。”在场者说，他语调平稳，没有过多情绪波动，像完成一次标准的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