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勤务员问谢有法：王凤鸣是不是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

1942年初夏，鲁西南夜雨连绵，115师前线指挥部的煤油灯发出微弱亮光。各处战况电报不停传来，可罗荣桓的注意力却落在一份名单上：即将押解去延安服刑的王凤鸣。这位成名甚早的福建籍红军干部，眼下却成了内部头疼的叛逃隐患。两年后，他果然出逃投敌，并以化名“杨步仁”在日伪队伍里兴风作浪。本篇文章由此展开，重访王凤鸣从红军干部到汉奸的蜕变脉络，也顺带澄清一桩被误传多年的“十七勇士”之说。

时间稍往前推。1935年5月，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22名勇士强渡大渡河，此事在军中广为流传。若干年后，“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这个说法在民间渐成口口相传的传奇，名字却五花八门，其中就有人把王凤鸣硬拽进了队伍。2005年，老八路王汇川编撰《罗荣桓元帅功著山东》时专程进京求证，他在谢有法家里抛出了那个困扰多年的问题。“那人是不是当年渡大渡河的勇士？”谢有法听完，摇头断言：“不是。”短短两个字，给传闻画了句点，也让王汇川得以安心写书。

弄清楚这件事，不止为了厘清史实，更关乎湖西“肃托”事件的来龙去脉。1938年底，685团开进湖西，与地方抗日力量合编为苏鲁豫支队。半年后根据地急剧膨胀，人员成倍增加，国民党“溶共、防共”的阴影又压了过来。就在干部流水线般扩张的当口，王明路线和康生“照搬苏联经验”的肃托风吹到了这里。多数基层干部连“托洛茨基”是何人都没听说，却在文件里被指成“托派同伙”。

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主持调查，方法粗暴，拘押逼供，材料漏洞百出。王凤鸣当时任四大队政委，本可刹车，却紧跟风向。白子明也站在“审查先行”一边。于是从干部学校扩散到区党委，一条“肃托”链迅速扣下。梁兴初、刘世民等大批骨干被捕，部队内部几乎崩盘，湖西根据地面积骤减，多个县城成了“真空地带”，日伪趁隙长驱。

1940年春，山东分局派罗荣桓火速赴湖西处理烂摊子。罗的原则清晰：先停手、后甄别、再恢复生产。为求稳，他没有立刻采取一次性清洗，而是主张分批审定。白子明被降级为预备党员，王凤鸣则暂留团级职务待观察。这里的“缓手”在战地组织管理中常见，但代价是风险。在押送王须仁回鲁南途中，王须仁自杀（亦有人称被枪决）。信息传到王凤鸣耳中，他瞬间慌了。

1942年3月的一个夜晚，115师师部灯火管制。哨兵换岗时，王凤鸣借口巡查辎重，溜出防区，投向郝鹏举伪军。随即改名“杨步仁”，充当联络官，组织数千人围攻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湖西多处村镇被袭击，伤亡群众近千。罗荣桓命令张爱萍率一个旅，实施“打连成面、面连成片”的清剿，一连捣毁了王凤鸣盘踞的李集、沙土、刘庄三处据点，但目标还是漏网。

关于“十七勇士”的误传，多源于1937年八路军整编时的一份干部登记。王凤鸣在登记表格“参加重要战役”一栏写了“飞夺泸定桥”，数年后被人转述成“强渡大渡河”。档案中，飞夺泸定桥与强渡大渡河属于同一战略行动，但人员、时序并不重叠。谢有法之所以反感，是因为他本人参加过长征，对名单烂熟于心。再加上王凤鸣后来走向对立面，谢有法更不愿让这人站在英雄名单里“蹭热度”。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华东野战军挺进徐州贾汪一带时，侦察兵意外抓到一个自称“杨步仁”的瘦高汉子。可没人把他和数年前的王凤鸣对应起来，他抓住机会谎称自己是被伪军“绑架当官”，糊弄过去。当岗哨松动，他趁乱跑了。此后再无确切下落。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清匪反霸，大量档案重检，才最终确认“杨步仁”就是当年的苏鲁豫支队政委王凤鸣，案件被标注“畏罪潜逃”。

王汇川在书稿里引用了谢有法的原话，算是盖棺定论：王凤鸣参与过长征，也算老资格，但既非渡河勇士，更谈不上革命楷模。湖西“肃托”造成的损失，他负有重要责任；改投日伪后，更添层层血债。罗荣桓当年两度手下留情，终归没有换回悔改。留到今天，只剩一条曲折又残酷的警示：纪律边界一旦松动，错案或许能补救，叛变却再难回头。

对比同属四大队的梁兴初、李德生等人渡过整肃烽火后继续前进，王凤鸣的行止令人唏嘘。严格的党纪与人情的尺度之间，其实没有模糊地带；历史对每个选择都作出了清晰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