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亲生儿子2007年去世，临终遗言葬母亲身旁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生来就背负着特殊的身份，有些人却用一生来证明自己只想做个普通人。

毛岸青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他的父亲是开国领袖，母亲是革命烈士杨开慧。

2007年3月23日，当84岁的他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说出那句"把我葬在妈妈身旁"时，所有人才明白，这个低调了一辈子的人，心里最放不下的，始终是七岁那年失去的母亲。

一个活了大半个世纪的人，为什么临终前最想念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

1923年，毛岸青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院子里。

那时候的他，有个疼爱自己的母亲杨开慧，有个哥哥毛岸英，还有个弟弟毛岸龙。

一家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母亲总能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三个孩子也算是在母爱中长大。

1930年10月，长沙城里突然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

七岁的毛岸青正在院子里玩，就看见那些人冲进家门，把母亲的手反绑在身后。

杨开慧没有挣扎，只是回头看了看三个儿子，眼神里有不舍，也有坚定。

那一刻，年幼的毛岸青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妈妈被人带走了，他和两个兄弟也一起被关进了阴冷潮湿的牢房。

牢房里光线昏暗，墙壁上满是霉斑。

三个孩子挤在角落里，毛岸青紧紧抓着哥哥的衣角，不敢大声哭。

杨开慧被关在隔壁的牢房，透过狭小的窗口，她能听见孩子们的抽泣声，却无法靠近安慰。

那段日子，母亲每天都在想办法保护孩子们，给他们留下仅有的食物，用眼神告诉他们要坚强。

一个月后，杨开慧被押赴刑场。

她没有等到与孩子们告别的机会，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人世。

毛岸青失去母亲的时候，连"死亡"这个词都还不太懂，只知道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

亲戚们把三兄弟从牢里救出来，可是家已经没了，父亲在很远的地方，他们只能在长沙的街头流浪。

离开牢房后，三个孩子的生活彻底变了样。

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白天在街上讨饭，晚上就找个屋檐下凑合一宿。

毛岸英年纪稍大，总想办法照顾两个弟弟，但三个孩子能做的实在有限。

长沙的冬天特别冷，他们身上的衣服又薄又破，晚上冻得直打哆嗦。

有一天，毛岸青在街上讨饭的时候，被几个地痞看中了手里的破碗。

那些人围上来要抢，毛岸青死死抱着碗不撒手，这是妈妈生前用过的东西，他怎么舍得丢。

地痞恼羞成怒，抄起木棍就往他头上砸。

毛岸青当场昏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头上缠着布条，疼得钻心。

这次头部的重创，给毛岸青留下了终身的病根。

从那以后，他经常头疼，有时候疼得整夜睡不着觉。

记忆力也变得不太好，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

脾气也变得古怪起来，有时候莫名其妙就会发火，有时候又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

这些后遗症跟了他一辈子，让他在以后的人生里吃尽了苦头。

流浪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三兄弟从长沙辗转到上海，靠着好心人的接济勉强活下来。

毛岸龙在这期间因为生病夭折了，只剩下毛岸英和毛岸青相依为命。

两个孩子每天睁开眼睛想的就是怎么找到吃的，怎么躲开那些欺负他们的人，根本不敢奢望什么未来。

1936年，组织上终于找到了流落在上海的两兄弟，把他们送到了苏联。

当时的苏联对中国革命者的子女有专门的照顾政策，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安排进入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学习。

这对饱经风霜的兄弟俩来说，简直像是做梦一样。

刚到苏联的时候，毛岸青连一句俄语都不会说。

别的孩子都在课堂上认真听讲，他只能坐在那里发呆，听着老师讲那些完全听不懂的内容。

更要命的是，他头部受伤留下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上课的时候常常头疼欲裂，根本没办法集中精神。

毛岸英很心疼弟弟，每天晚上都陪着他复习功课，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教他。

可是毛岸青的记性实在太差，今天背会的单词，明天就忘得一干二净。

这让他自己也很沮丧，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连学习都学不好。

好几次他都想放弃，觉得自己不如死了算了，但哥哥总是鼓励他，告诉他要坚持下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毛岸青虽然学得很吃力，但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他知道这次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不能辜负了那些帮助过他的人。

慢慢地，他的俄语水平有了进步，虽然比不上其他同学，但至少能听懂课堂上的内容了。

在苏联的那些年，两兄弟经历了二战的炮火。

毛岸英去了前线参战，毛岸青因为身体原因留在后方。

每次看着哥哥出征，他心里都充满了愧疚，觉得自己没能为国家做什么贡献。

这种自责和无力感，一直埋在他心底，成为他性格中敏感脆弱的一部分。

1947年，新中国还没成立，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就回到了祖国。

那时候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量人才参与建设。

按理说，以他们的身份，完全可以担任一些重要职务，但毛岸青选择了一条最普通的道路——做翻译。

这份工作既不显眼也不轻松，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有时候为了找到最贴切的表达，要翻遍所有的词典。

毛岸青却干得很认真，他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自己，不需要抛头露面，不需要应酬交际，只要坐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翻译就好。

同事们都知道他的特殊身份，但没有人拿这个说事。

有时候头疼得厉害，他就趴在桌上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

工作之余，毛岸青很少参加什么社交活动。

他喜欢一个人待着，看看书，写写东西，或者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发呆。

有人觉得他性格孤僻，不好相处，但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只是不善言辞，内心其实很柔软。

每次提到母亲杨开慧，他的眼睛里总会泛起泪光，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话来。

那个七岁时失去母亲的伤痛，始终没有愈合。

无论过了多少年，无论他走到哪里，那个画面都清晰地刻在脑海里——母亲被士兵带走时回头看他的眼神，牢房里昏暗的光线，还有再也听不到的母亲的声音。

这些记忆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他，让他在深夜里无数次惊醒。

在翻译工作中，毛岸青认识了邵华。

邵华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两个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和背景，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结婚后，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平静，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普通人的柴米油盐。

邵华很理解丈夫的状况，知道他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太稳定。

她从来不抱怨，总是默默地照顾着他，在他头疼的时候给他按摩，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陪着他。

两个人的感情很深，虽然生活清贫，却也过得踏实。

1970年，他们的儿子毛新宇出生了。

有了孩子以后，毛岸青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

每次抱着儿子，他都会想起自己小时候，想起母亲杨开慧抱着他的温暖。

他告诉自己，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不能让他像自己一样，从小就失去母爱。

一家三口的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着。

毛岸青从不利用父亲的关系为自己谋什么好处，也不让家人这么做。

他们住的房子很普通，家里的摆设也很简陋，跟周围邻居没什么两样。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过得好一点，他只是笑笑说，够用就行了，何必那么讲究。

这样的生活态度，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

从小在街头流浪的经历，让他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苦，也让他懂得珍惜眼前的平静。

他不想要什么荣华富贵，只想安安稳稳地活着，陪着家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就够了。

进入21世纪以后，毛岸青的身体每况愈下。

那些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到了晚年全都显现出来了。

他的头疼越来越频繁，有时候疼得在床上打滚。

记忆力也严重衰退，连家人的名字都会叫错。

但只要提到母亲杨开慧，他的眼神就会变得清明起来，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

2007年3月，毛岸青病情恶化，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

医生们用尽了各种办法，但84岁的老人实在太虚弱了，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衰竭。

家人守在病床边，看着他的气息越来越微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3月23日那天，毛岸青突然睁开眼睛，用尽全身力气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把我葬在妈妈身旁。"

这七个字说得很慢，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说完这句话，他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这句临终遗言，让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他们终于明白，这个看起来木讷寡言的老人，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回到母亲身边。

七十七年了，从七岁那年失去母亲，到八十四岁离开人世，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母亲。

那个在牢房里保护他的母亲，那个被押赴刑场时都在牵挂他的母亲，一直活在他心里，从未离开。

家人遵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湖南长沙板仓的杨开慧墓旁。

那是一个安静的地方，青山环绕，绿树成荫。

母子两人的墓碑并排立着，像是终于完成了一场跨越七十多年的团聚。

毛岸青可以安心了，他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再也不用承受那种思念的煎熬。

毛岸青的一生，其实就是个普通人的一生。

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留下什么丰功伟绩，就是踏踏实实地做了几十年翻译，平平淡淡地过完了这辈子。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身份再特殊，也阻挡不了一颗渴望平凡的心。

而那句"把我葬在妈妈身旁"，更是道出了人世间最深沉的情感——对母亲的思念，可以穿越生死，跨越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