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天,石家庄突然传出一个消息,说刘青山家里要吃韭菜馅的饺子。
问题是,那会儿正是三九寒天,哪来的新鲜韭菜?更离奇的是,他还说“要有韭菜味,但不能有韭菜”。
厨子愣住了。
没办法,只能把整根韭菜洗净包进去,煮好再抽出来,留下点味儿——就这么一顿饭,背后牵出了一个惊天大案。
说起来,刘青山早年可不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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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他出生在河北安国一个贫苦农户家里。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从小就知道命苦是咋回事。15岁那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什么都不顾地跟着队伍闹革命。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少年会走多远,只知道他脑子快、嘴上有劲,干起活儿来狠得很。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冀中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
组织民运班、搞宣传、带游击队,哪一样都不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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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日子,说好听点叫热血,说难听点就是命悬一线。
可他活下来了,还越干越大,打到了解放战争,已经是个能指挥作战的干部了。
建国那年,他才三十多岁,就被调到天津,成了地委书记,后来还担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那时候国家刚刚稳定,到处都缺人,像他这样的“老资格”最受重用。
可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事情开始变味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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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住进了一栋小洋楼,外头人叫它“刘公馆”。
两层楼,青砖白窗,家具全是订制的,连窗帘都是进口料子。
门口站着警卫,院里有专人伺候花草,进门还有人脱鞋倒茶。
你说这样的人家,怎么还会在意饺子里有没有韭菜?
可这事儿,真不是吃顿饭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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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全国都在勒紧裤腰带搞建设,普通干部还住土房子。
刘青山却从香港买了辆高级轿车,天天开着在城里转。
他的亲戚朋友,只要沾上边的,一个个都安排了工作,有的还直接管起了地方财政。
更严重的是,刘青山和张子善——当时天津地委的另一位负责人,开始在背地里搞起了“大动作”。
他们挪用了救灾款、粮食款、防汛资金,还以修机场、治河为名,克扣工人工资,把本该发给农民的粮食卖了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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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给干部家属的救济粮,他们都动了心思。
据后来调查,涉案金额高达171.6亿元(按当时币值),还有21亿元是通过银行贷款搞非法经营弄出来的。
这不是一般的贪污,这是系统性的掠夺。
案子开始暴露,是因为群众举报。
最早的一批信件,送到了河北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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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刘青山家里吃的用的,哪像干部,简直像地主。”还有人提到那辆豪车,和他身边那些来路不明的商人。
省委立马成立了调查组,派人到石家庄、天津查账、走访、蹲点。
越查越多,越查越深。
到1951年11月,张子善在党代表会议上被直接带走。
那时候会场一片寂静,没人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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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那时正在国外,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在访问。
他一回来,就被控制了。
1952年初,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东关校场开了公审大会。
天还没亮,周围就站满了人。
从农民、工人到干部,几乎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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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站在树上,有人爬到墙头,就为了看清那两个曾经的“英雄”。
法官一条条念着罪状。
刘青山低着头,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张子善偶尔抬头看看人群,眼神呆滞。
念到他们贪污救灾粮的时候,台下有人喊了一句“还人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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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是死刑,立即执行。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现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明白,这件事真完了。
可事情并没随着枪声结束。
刘青山的妻子范勇,带着三个孩子,被赶出了“刘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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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财产都被充公,她连最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
找工作四处碰壁,没人敢接待。
她只能靠打零工过日子,洗衣、缝补、做饭,什么都干过。
孩子们在学校也不好过。
有人喊他们“贪官的种”,有人直接不让他们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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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后来去找过组织,说自己愿意下乡,只求给孩子们一个栖身之地。
组织上考虑到刘青山早年的贡献,还是安排了基本生活保障。
但也就仅此而已。
从那以后,“刘公馆”这个名字在石家庄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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