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密码：王羲之成为书圣，背后是皇帝下的一盘好大的棋｜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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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晓飞

王羲之取代钟繇成为书圣，其超卓的书法水平固然是重要原因，但皇帝关于政治的考量也不可忽视，琅琊王氏因为多种机缘成为南朝的文化图腾，皇帝怎样对待琅琊王氏关系到自身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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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字，姿态雄健又飘逸

就像游龙矫健地跳过天门

或者像凶猛的老虎，在华美的宫殿里巡弋

要像珍爱人间至宝一样珍爱他的书迹

子孙要代代相传，像训令一样永远牢记[作1]

这是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对王右军的评价。虽然钟繇在他的心里仍然伟大，但显而易见，南朝已经是王右军的时代。

由于王右军的影响，书艺成了南朝跻身上流社会、获得士族认可的一块有力的敲门砖。

在《风流南朝：崇尚“书艺”的社会》一节提到，出身寒人的纪僧真之所以受到皇帝的宠信，主要原因在于超群的书迹模仿能力。

齐高帝萧道成还是南朝宋的将军时，他就是府上的掾属，精心观摩学习其书迹，几能乱真。渐渐地，忙于征战的萧道成把一切书写工作，皆委于纪僧真。而纪也成为萧道成的“侍书”，专门模仿萧道成的笔迹处理信件与公文。

如前所述，宋文帝想让中书舍人徐爰结交高门名族，不只是因为他的政治身份，同样因为他的文化才能，史载其“颇涉书传”，对于书写也有较高的造诣。

士庶之间的身份鸿沟虽然难以跨越，但是掌握了书艺这一士族的文化武器，许多寒人还是获得了南朝各王朝的青睐，虽然仍未得到高门名族的认可，却已经藉此实现了阶级越升。

结亲皇室

王献之从文化豪门到政治豪门

由于南朝的皇帝有意把自己塑造成有品位的文士，因此，寒人如果想获得重用，必须在文化方面有所成就，尤其是诗歌或书艺。

书迹崇拜的现象，大约在汉末就已经存在，师宜官与梁鹄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而南朝的特征，是对“二王”书迹出现自上而下的集体性崇拜，举国以“二王”书迹为宝，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元代的郝经在其《移诸生论书法书》中，大体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有力的回答。一般的工具性书写，比如行政文书的机械性书写、为佛寺抄经的摹写，只是一种普通技能。

郝经认为，只有把性情、品味、胸襟、气度，都转化成具有个人特点的书写风格，人们从字迹中，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品格，这时候，才出现了值得称道的书艺家，也才奠定了书学的基础。[作2]

在他看来，书学的建立，先要有良好的社会基础、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有不凡的文学修养、有对个人风格的不懈追求。

与后世对“二王”父子的评价略有不同，彼时大令王献之率先得到狂热追捧，后来才是“二王”共同占据王者地位。

大令王献之的书艺之能，当然举世公认，但他在晋末名声超过乃父，其个人政治身份，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王大令早年娶郗愔的弟弟郗昙的女儿郗道茂，郗是他的表姐，亲上做亲，显示王家和郗家对两族的关系非常重视。

有关资料显示，一个突然事件，改变了王、郗两家的关系。

373年，东晋权臣桓温去世，郗愔之子、桓温最信任的谋士郗超的地位，也受到影响，而郗超正是王大令妻子的堂兄。

桓温死前，没有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交给了弟弟桓冲。但其子桓济娶了新安公主，官封驸马都尉，有了皇家背景，又是桓温的儿子，接替父亲的权力更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桓济联络兄长桓熙与叔父桓秘，密谋杀死桓冲，事泄被执，徙置长沙。

桓济保住了命，皇家的脸面也要保，于是新安公主和桓济离了婚。

新安公主离婚后，据传看上了王大令，坊间传言公主让皇帝逼迫王大令离婚娶了她，根据东晋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琅琊王氏与高平郗氏，都是东晋的高门大族，即便皇家也得罪不起。毁一桩婚，连带着得罪王、郗两家，这么愚蠢的事情，皇帝不会做，也不能做。

郗超党附桓温，郗家一时喧闹如市。在桓温死后，王家想通过离婚与郗家的关系疏远一点儿，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王右军的妻子是郗超的姑姑，除非父子两个一起离婚，否则难以斩断姻亲关系。

东晋政局复杂，各大家族的姻亲关系都经过慎重考虑，人们都知道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哪个大家族权势暴起，哪个大家族门庭冷落，都是不可预料之事。如果骤娶骤离，会极大影响家族声誉，失信于人，也就失去了再与其他大家族结盟的权利和机会。

王大令与表姐郗道茂离婚，主要原因应该是郗道茂不育。

据有关文献记载，两个人曾生有一女，幼即夭折，郗道茂其后再无所出。虽然王大令笃信道教，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在东晋也是不易之道。

考察魏晋离婚事例，无子离婚既容易又普遍。所以，无子因素，应当做离婚的首要原因来考量。

关于王大令与郗道茂离婚的时间，坊间所传不一，有研究者认为，根据六朝人所著的《献之别传》，所写时间为“咸宁年间”，即275至280年间，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故纠正为 “咸安年间”。

咸安年间为371年至372年，此时桓温未逝，桓济尚未起兵，所以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大致划定一个区间，基本上在374年至380年之间，最可能的时间是378年郗超去世之后。

郗超为一时豪杰，桓温活着时，权势熏天，连谢安对他都十分惧怕。桓温去世后，郗超因母丧去职。此后虽然一直未仕，但其影响力还是有的。

王大令与郗道茂两个人360年左右成婚，378年左右离婚，在一起生活了大约18年。

南朝宋人何法盛在《晋中兴书》里，也关注到王大令离婚这件事，说其离婚的原因并不清楚，但有可能是沽名钓誉，像黄子艾等人一样通过离奇行为获取名声。“这也不怪乎他饮恨至死了。”

何法盛的其他猜测，确实是无稽之谈。但王大令“饮恨至死”这件事，则史有其载。

天妒其才，早归道山。386年，年仅42岁的王大令突然重病，家人请道士为其祈福消灾，道士希望他能够认识到自己一生所造成的过错，问他有什么重要的悔事，他回答说：“其他事倒不觉得是错误，惟有与郗家离婚这件事。”

据传，离婚后他写下《思恋帖》、《奉对帖》、《姊性缠绵帖》等信札给郗道茂，并以“姊”相称。

到了明代，好事的唐寅还专门画了一幅《王献之休郗道茂续娶新安公主图》，影射其事。

新安公主，名司马道福，是简文帝司马昱第三女，与王大令的婚姻生活，留下的可信资料非常少。

王大令与谢安友善，谢安执政后邀其至幕府做长史，大约是经谢安推荐，出任中书令。时间大约在380年至385年之间。与徐邈一起，在内省掌管书奏案章，是皇帝的近臣。

王大令去世后，其族弟王珉接任中书令，因此，称其为“大令”，称王珉为“小令”。

384年，王大令与新安公主生下女儿王神爱。娶了公主，与皇室结亲，对王大令的仕途是否加分，我们只能向好的一面猜测。

396年，在王大令去世10年之后，王神爱成为皇后，这肯定是王献之没有想到的。

婚姻政治

文化背后的复杂博弈

太傅郗鉴屯驻京口，派人去丞相王导家为女儿求婿。王导答允，对郗鉴说，自家子侄都住在东厢，你进去任选一个中意的。

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王导与王右军的父亲王旷一家，可能居于一处，是一个未出五服不分家的大家族。二是只要有了父母之命，子侄们没有人敢违抗。

结果，郗鉴选中了王右军。

这次两族联姻，为王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王导多次遭遇政治危机，都是郗鉴帮助化解。

郗鉴的儿子郗愔与王右军关系非常好，人生趣味也彼此相投，与王右军一起到处寻找可服用的药石，修炼长生之术。

王右军是王大令的父亲，但如果王大令想称其为姑父，也不是不可以。

王右军娶了郗鉴的女儿，王大令娶了郗鉴的孙女郗道茂。简化一下关系，就是王大令娶了妈妈的侄女，两家亲上加亲。

王家与谢家也是姻亲，王右军的儿子王凝之娶了谢安的哥哥谢奕的女儿、因为才女身份后来被写入《千字文》的谢道韫。

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既是政治豪门，也是文化豪门。自东晋以迄，还是书艺豪门。

刘宋王朝代晋自立，急需得到政治豪门和文化豪门的支持，因此，琅琊王氏仍然受到礼遇，与皇室通婚的频率增加。孝武文穆王皇后和明恭王皇后，都出自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与刘宋王室双方通婚次数达到12次，7次是王家娶了皇室刘家的公主或诸王女。

在梁朝，包括武帝的妹妹和女儿有5人下嫁琅琊王氏。另有两位皇族之家萧绎、萧赜也与琅琊王氏结为姻亲关系。

娶到王、谢家女，是许多政治暴发户的梦想，同时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在梁朝深受战乱困扰的时候，侯景提出要娶王谢之家的女儿为妻，梁武帝萧衍说：王谢两家，门户高贵，都是不可高攀的名门望族，不会把女儿嫁给你，可以从朱家张家或者比他们名望小些的家族里面试试。[作3]

可以说，琅琊王氏不但是政治豪门、文化豪门、书艺豪门，还是婚姻豪门，想攀上这门亲，着实不易。

为了强化与其他政治豪门和文化豪门之间的关系，琅琊王氏在南朝始终很好地运用婚姻这个武器，不断与其他世家大族通过婚姻建立纽带，彼此之间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使琅琊王氏的影响力，在南朝长盛不衰。

羊欣所著《古来能书人名录》，东晋入榜的书家有27人，11个是琅琊王氏。其中有王廙、王导、王恬、王洽、王珉、王羲之、王献之、王玄之、王徽之、王淳之、王允之。

而宋代的《淳化阁帖》，所录琅琊王氏则扩展为15人，增加了王凝之、王涣之、王操之，以及王珣、王遂、王邵、王敦，换掉了王玄之、王淳之、王允之。

唐代的王方庆向武则天进献书法真迹时，提到家族善书者，举贤不避亲，所列名单已经达到了18人。

南朝梁武帝对《神灭论》发起讨论时，琅琊王氏的大批人员受命加入论战，分别是王融、王莹、王志、王揖、王泰、王缉、王柬、王彬、王缄、王筠。显示他们不但受皇帝信任，更因为兼具文化豪门身份，由他们代表皇家立场，甚至比皇家本身更能取信于人。

单纯以书迹论英雄，以为王右军压倒钟繇成为此后的“书圣”，完全归因于其书艺方面的成就，未免过于单薄。

如果南朝皇帝想树立南方人的文化英雄，那么没有谁比兼具政治豪门、婚姻豪门与文化豪门、书艺豪门于一身，出身于世家大族琅琊王氏的“二王”父子更合适了。

[作1]

《历代书法名家书论赏读》15页，《古今书人优劣评》梁武帝萧衍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0年1月

原文：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作2]

（元）郝经 《移诸生论书法书》

原文：“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始寓性情襟度、风格其中,而见其为人,专门名家,始有书学矣。”

[作3]

（《梁书· 侯景传》）

本文节选自孙晓飞老师的新书《书写中国：从书迹流变溯源中华文明史》，已或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这是一本从书法角度书写的中国史，注重书法与政治的关联，已经政治演变中隐而不显的书法史的线索，很是新颖，向大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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