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秋天,在一场由各军种、各大军区分别组织的授衔仪式上,一位老兵,他双手粗糙,背有些驼,戴上了“少尉”的肩章。这位老兵叫熊世皮,是一九三三年参加的红军,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同时授衔的老红军中,这个军衔算是很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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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仪式还没有结束。接着,一枚闪着金红色光的“三级八一勋章”同时挂在了他的胸前。这枚勋章,是专门奖励给红军时期有功人员的。少尉肩章和八一勋章,就这样一起出现在这位老人身上。
十七年后的一九七二年,熊世皮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他没有子女,组织上为了让他好好养病,在他的病房里配置了两样当时很少见的东西: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台电冰箱。这是按团职干部的待遇配发的,体现了组织对这位老战士的关怀。
一八九四年,熊世皮出生在四川泸定县磨西镇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泸定那个地方,山高水急,日子很苦。熊世皮因小时候的一场大病,他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那时正是清朝末年,老百姓的日子更加艰难。他很早就开始干活养家,什么重活都干过,后来还跟着乡亲们一起去修川藏那边的路。这段在艰苦环境中生活的经历,不知不觉为他后来走上一条更艰难的路,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大渡河边。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前面是滔滔河水,后面是国民党追兵,情况非常紧急。部队需寻找向导和补充物资,可当地老百姓大多都躲进了山里。红军侦察兵在泸定附近寻找时,遇到了一个不会说话、腰里别着斧头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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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法交谈,他被暂时带到炊事班。这个哑巴青年并不害怕。他看到炊事员正对一口漏了的行军铁锅发愁,就自己走过去,接过工具,一声不响地把锅补好了。接着,他又把散落一地的柴火整整齐齐码好。
几天后,部队要出发了,准备给他一些粮食让他回家。他一下子着急起来,连连摆手。他指指身边的红军战士,又用力拍拍自己的胸口,然后转过身,牢牢抓住了那口刚补好的大铜锅的把手。
炊事班长看懂了,对上级提出:“这哑巴兄弟,是想跟着咱们这口锅走。”就这样,熊世皮被批准加入红军,成了一名特殊的挑夫。他这一生的革命生涯,就和这口锅紧紧连在了一起。
长征路上,熊世皮的任务很明确:照看好炊事班的“家当”,尤其是那口大铜锅。爬雪山时,寒风刺骨。他把铜锅用麻绳牢牢捆在背上。锅很沉,压得他直不起腰,可也成了他在冰坡上防止滑下去的“秤砣”。白茫茫的雪坡上,一个背着巨大铜锅的身影,一步一步,缓慢而坚定地向上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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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草地时,危险藏在脚下,有一次,战友肖士杰一脚踩空,陷进了泥里,身子快速下沉。大家都慌了神。这时,熊世皮迅速解下背上的铜锅,把锅口朝下,用力按在战友旁边的泥面上。锅底宽,一下子没有沉下去。他马上踩在锅底上,弯下腰,伸出手,一点一点,硬是把肖士杰从泥潭里拉了出来。
从那以后,这口锅就不只是做饭的工具了。在雪山,它是防滑的“镇石”;在草地,它是救命的“船”;敌机轰炸时,它又是挡在头上的“盾牌”。从四川走到陕北,这口锅见证了他所有的忠诚和付出。锅在,他就在;他在,战士们就有一口热饭吃。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停下来休整整编。一九三七年,熊世皮被编入中央军委警卫营。组织上考虑到他离家多年,打算给他路费,让他回四川老家看看。他知道后直摆手,手指着延安的黄土坡,又拉拉自己身上的军装,意思很明白:他要留下。
后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遭到封锁,日子非常困难,全军上下都开始自己动手搞生产。熊世皮被派到开荒工地。他的主要任务不是挖地,而是给大家挑水。每天天不亮,他就挑着水桶出门,在水源和工地之间来回跑。一天要挑几十趟,肩膀上的皮磨破了一层又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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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朱总司令来视察,看见他光着脚挑水,立刻对身边的人说:“赶紧给这位同志找双结实的鞋穿上。”他这才穿上了鞋。
从那时起,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的岗位一直在后勤。他待过好几个炊事班和生产单位,做的都是些不起眼的杂活。可他心很细,有一次发现做饭的水颜色不对,说什么也不让用,后来果然查出是上游有问题。他就用这种安静的方式,守护着大家的安全。
解放战争打响后,熊世皮跟着中央机关转移。一九四七年,他从延安来到河北的西柏坡,后来又参加了守卫石家庄的任务。全国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可他的角色一直没有变:依然是一名管伙食、搞后勤的老兵。
他没有参加过什么著名的大战役,也没有指挥过一个士兵。他的“战场”在灶火旁,在菜地里,在那条挑水的山路上。一九四九年,他跟着部队进入北平城,先住在香山,后来搬到城里。世界变了样,可他每天忙碌的事情,和过去那些年相比,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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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当年一起走过长征的老战友,后来当上了大干部。熊世皮偶尔遇到他们,也就是立正敬个礼,脸上露出朴实的笑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资历老就要求过什么。他觉得,能继续烧火做饭、收拾菜园,就很好。这种在平凡岗位上的长久坚持,就是他革命一辈子的样子。
一九五五年,解放军第一次给全军干部评定军衔。这是件大事,评定的标准很严格,要综合考虑每个人的职务、贡献和资历。这时,熊世皮在总参谋部警卫师的后勤部门,还是一名炊事员。
按照评定标准,他在后勤岗位上的贡献被认定为排职级别,最终被授予少尉军衔。这在那么多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中,显得很特别。
但在评定勋章的时候,组织没有忘记他红军时期的功劳。因为他是一九三五年参加的红军,又完整地走过了长征,完全符合“三级八一勋章”的颁发条件。这枚勋章,就是对他早年那段烽火岁月最好的肯定。
授衔那天,有位领导关心地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不了话,只是慢慢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几片磨得发亮的铜片和一块黑黑的火石。这些都是长征路上修锅补灶留下来的东西。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看着这些东西,仿佛什么都明白了。
晚年的时光,在医院的宁静中慢慢度过。一九七二年住院后,组织上关怀的具体体现,就是那台彩电和那台冰箱。不过,这些新鲜东西,和他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似乎总有些距离。
照顾他的人后来回忆,那台冰箱,他很少自己去开。电视机倒是常开着,可他最爱看的不是戏曲也不是新闻,而是讲种庄稼的节目。每当屏幕上出现绿油油的稻田、金灿灿的麦子时,他就会看得很入神,有时还会用手指轻轻指一下,点点头。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熊世皮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的告别仪式简单而庄重。按照他生前的愿望,大家都叫他“哑巴同志”——经组织同意,他的骨灰盒上没有刻名字,只刻了“哑巴同志”四个字。这个跟了他大半辈子的称呼,陪伴他走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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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多年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基本都存着。他走后,组织上用这笔钱,为他结清了医药费和其他开销。这位老战士,干干净净地来,又清清白白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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