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重新认识我们脚下的这座城

王光镐在燕角楼故址 大葆台汉墓 燕国饕餮纹半瓦当

前不久，资深考古学者王光镐做客“北大纵横”读书会，从地下考古、纸上文献、地面古建三个视角解锁古都北京的历史奥秘，他用通俗鲜活的历史细节，把北京城的千年文明讲述得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北京学不该是地方志，而应是解读中华文明的密钥。对古都北京探秘的深处，既包含了对以往历史的审视，也蕴涵了对人类未来的启迪。

北京城这部生生不息的城市发展史，不仅书写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上，更深藏在多如繁星的地下、地上文物中。王光镐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结缘考古学长达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仅就现已发现的地下考古遗存而言，它们早已在空间上广布于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在时间上遍见于每个朝代的不同环节，以至多到不可胜数。单就每个阶段最能代表北京城最高发展水平的考古遗存来说，也已基本上连缀成串，几无缺环。这些鲜活的考古资料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故事。

北京城究竟是怎样诞生的？

北京城究竟诞生于何时？又到底是怎样诞生的？面对北京“城之源”“都之源”这类本源性问题，王光镐指出，最早提出“应尽早考虑北京建城之始，始于何年”的，是著名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教授。早在1987年5月4日，他就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把北京城市起源的研究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侯老这封信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拉开了探索北京城历史源头的序幕。但38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整个大北京行政区划内，存在着多条城市文明起源的线索。

通过梳理史料抽丝剥茧，略去种种无法确知的线索，王光镐最终确认在北京城市文明的起源上，目前最为确凿的证据有两个：一个是周武王封的黄帝后人的蓟，一个是西周初年周王室封的召公奭的燕。侯仁之教授通过反复考证和实地踏勘，最终确定汉代广阳国蓟县就在今北京城内，具体方位即“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现在白云观所在，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隅附近”。白云观既然位处古蓟城的西北隅，那么以此为原点，古蓟城自当向白云观的东南方向寻之。

总之，综合各类资料可知，蓟的中心位置大致在今宣武门、和平门一线以南及广安门一带，相当于今西城区的南半部。那么，这个蓟国究竟始建于何时？有资料表明，创建蓟邑的年代再晚也晚不过殷商时期，甚至晚不过殷商卜辞一期所在的盘庚至武丁时期，即晚不过公元前1200年，距今已有3200多年。相比之下，琉璃河燕都的时代比这个蓟城至少晚了近150年，所以王光镐认为，只有这个位于今北京地区的古蓟城，才最有资格代表北京城的源头。

截至西周中期，在北京的中心地带，一个“黄帝后人”的蓟国固守在今永定河东北，一个“召公奭”的燕国崛起于今永定河西南，由此构成了“划江而治”的局面。到西周中晚期燕都代蓟后，燕文化几乎覆盖了整个北京小平原，标志着北京地区一元格局的基本形成。

相比先秦蓟城的考古发现，到了汉代，北京城的考古成果大大增加，最突出的发现如蓟城城内的陶井星罗棋布，充分反映了汉代蓟城的烟火气和市井气。若论与汉代蓟城历史最息息相关且规格最高的发现，当属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汉代诸侯王墓——丰台大葆台汉墓，这也是全国发现的第一座结构清晰的黄肠题凑墓。大葆台墓主人的身份是汉室的广阳王刘建，不可谓不高贵。从墓室和棺椁的规格看，尤其从“黄肠题凑”的采用看，其墓葬更不可谓不气派。西汉时封在蓟城的诸侯王有两个刘建，而大葆台墓主广阳王刘建是汉武帝刘彻之孙、燕王刘旦之子，在位于公元前73—前44年。让人唏嘘的是，遍索史乘，躺在这个偌大坟墓里的，原来是个父王被逼自杀、自身被贬庶民、到死都毫无实权的诸侯王。

华芳、史思明等墓葬埋藏的历史密码

如前所述，到了魏晋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王浚之妻华芳墓的规格最高。王浚是西晋末年的“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是当时幽州的最高军政长官。1965年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以西约500米处，发现了王浚之妻华芳墓。此墓出土了一件银铃，上面有8个乐人在吹奏横笛、排箫、喇叭等，造型奇巧，工艺精湛。此外还发现了一把骨尺，长24.2厘米。这是一把标准的晋尺，为研究晋代的计量制度提供了宝贵依据。尤为关键的是，墓中还出土了一方青石质地的华芳墓志，为研究西晋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而且，由出土的墓志可知，华芳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她时常向王浚推荐一些有用之才，以此襄助他的事业。她尤其对音乐有一定的造诣，以至志文赞誉她“朗解五音”。看得出，王浚对华芳是很有感情的，这由墓志上的“缱绻”一类词语足见一斑。王浚还一直珍藏着华芳的生前画像，以此寄托对妻子的思念。读墓志可知，华芳是王浚的正妻，是当时燕蓟的“第一夫人”，因此享受了和王浚地位相等的墓葬规制。

北京地区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规格最高的是丰台区王佐乡的史思明墓。史载史思明通晓六蕃语言，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唐玄宗时官拜平卢兵马使。他先是在安史之乱中随安禄山反叛朝廷，后于唐肃宗时自称应天皇帝，国号大燕，改范阳为燕京。他的墓发现于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村西100米，地面上有高大的封土堆，当地人称“大疙瘩”。1965年春，此地发现了玉册、铜龙、铜牛、马镫等文物，但未曾及时清理。1981年春，考古工作者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玉、金、石、陶、瓷、铜、铁等器物数十件。

这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座唐代石室墓，是仿照帝陵用汉白玉石条垒砌而成的。清理时考古人员除发现包括鎏金铜龙在内的数十件随葬品外，还发现了按照唐制只有帝王陵墓才能使用的玉册，表明该墓的主人确实是按帝陵的规制下葬的。该墓玉册上有“帝朝义孝乃因心亲惟□□”等文字，表明墓主确是史朝义之父史思明。至于那个造型独特的铜坐龙，四脚着地，背生双翅，通高16.5厘米，也是难得一见的宝物。按照帝制下葬的史思明可谓备享哀荣，可是这位以帝陵规制安葬的史思明，实际上是在篡位后，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害死的。史载史朝义弑父后，用骆驼将史思明的尸体从洛阳驮回了燕京，等局势平稳后才发丧下葬。

辽南京的考古遗存无疑以赵德钧夫妇墓的规格最高。1959年11月，在永定门外西马厂洋桥村发现了一座砖室墓，墓南10米处出土了一方辽代墓志，载明了这是赵德钧夫妇的合葬墓。赵德钧，幽州人，卒时是契丹的北平王赠齐王。当年契丹贵族一直保留着死后归葬故里的做法，故而辽南京的墓葬以赵德钧的最为尊荣。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赵德钧这个尽享哀荣的北平王，是在做了俘虏后备遭契丹人的羞辱，最后在悲愤交加的屈辱中走完一生的。幸好契丹人任用其子赵延寿做了幽州节度使，赵延寿这才得以把其父的灵柩从关押的辽地运回幽州，于是这才有了这座永定门外的赵德钧夫妇合葬墓。

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连缀起三千年建城史

金中都统御北中国期间，金人在北京地区留下的最高规格遗存，一莫过于金的皇宫，二莫过于金的帝陵。金的皇宫早已夷为平地，而金的帝陵虽然远在今房山区，却是燕京作为一国之都的最鲜明实证。

贞元三年（1155年）三月，金皇陵开工兴建，金海陵王当年就把太祖完颜阿骨打、太宗完颜晟以及海陵王之父宗干的梓宫从上京迁葬过来。第二年海陵王又“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把金朝开国前十个皇家先祖的灵柩也一并迁葬于此。考古工作揭示，整个金陵的规模十分宏大，其中的帝王陵寝主要分布在大房山东麓的九龙山、凤凰山一带，共有金帝陵17座，比明十三陵还多出4座，方圆达60平方公里。

2002年在对金陵遗址进行清理时，居然意外打开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地宫。这是金陵园内最重要的一座地宫，在墓穴内外发现了金丝冠、雕凤鸟纹玉饰件、铜柄铁剑、石枕、磁州窑龙凤罐以及金“泰和”铜钱等遗物，为研究金帝陵提供了宝贵依据。

金中都留给今北京的另一颗耀眼明珠，是沿用至今的永定河卢沟桥。它是金王朝的皇家工程，在两任金帝的亲自过问下顺利建成。

到了元代，北京的考古收获主要体现在元大都的勘探与考察上。元大都是一座前所未有的超级大都市，它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完美再现了华夏都城建设的理想模式。元代以后，明清北京城承袭了大都城的核心结构和基本布局，相沿数百年而未做改动，至今已保持了七个半世纪。

考古学大师夏鼐曾说，考古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规律”。也就是说，其根本目的在于发掘与发现历史，揭示历史文化的总体特征与规律。在王光镐看来，把考古发现连缀起来，不仅可以修正或强化对北京城起源的认知，而且也证实了北京三千年建城史。不能不说，百年前王国维倡导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仍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

文/本报记者李喆供图/王光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