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过去是上下级，后部下晋升成上级，李富春得知他处境困难保护

1952年，身为东北局书记兼军区司令，被调去兼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对原国家物资分配局局长的朱理治是一个“压力”。

了解1935年西北革命历史的人或许不陌生，朱理治一度担任中央代表团书记兼陕甘晋省委书记，负责西北地方和军事工作，对方担任新成立的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从隶属关系来说，是上下级。

不过，朱理治在负责西北工作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西北不少军地干部被抓，如刘志丹、高、张秀山等。在一个多月的反右运动中，作为一把手的朱理治是有责任的，对于这个责任他是认可的，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1945年的西北问题座谈会都是确定的。

在此后的很多会上，朱主动检讨过去的问题，态度上是诚恳的。

当时，反右运动被中央赶来叫停后，恢复西北干部的工作，但不少干部的职务并没有恢复正常，而是降级使用。抗战时期，高成为西北局第一负责人，当时的朱理治在豫鄂边主持工作。1940年以后，朱理治回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就在朱理治担任边区行长期间，正是高超常升迁的时期，1941年西北工委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为西北局，高为书记。作为边区行长，俩人算是隶属关系，职务差距不小。不久后，边区决定免去朱理治行长职务。

后来成立财经办事委员会，下设计划委员会，朱理治担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延安不少干部被调去东北工作，高去了，朱理治也去了。俩人的职务相差更大，一个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朱理治担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

1947年，朱调任北满分局秘书长、随着辽沈战役开始，又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协助李富春抓军区后勤工作。解放后，他从东北调任中财委担任局长，没想到1952年高也调任北京，任职不低。他所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管八个重工业部门，中财委编入国家计划委员会，朱理治离开。

韩哲一接替朱，高问韩你知道过去谁管物资分配工作吗？是朱理治，对其一番评价，就是重提1935年反右问题。因为不了解这历史，韩哲一也没有敢接话，但他收集朱的材料。后来把情况汇报给李富春，李富春表示：不要插手，你不了解西北，可以不去管过去的。

此时的朱理治被李富春保护起来，到杭州进行休养。

李富春资历很高，与高和朱都在一起共事过。中央抵达陕北后，将陕甘晋省委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被安排担任书记，李富春为副书记。按照能力和资历来说，都应该李当书记，可中央来刚来这里，喧宾夺主的事情不能干，为照顾原来干部，俩人在一起工作几个月分开。

解放战争时，俩人又都在东北工作，李富春一直是朱理治的上级，比如1948年李富春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兼军区后勤部长，朱理治担任副部长，协助主持后勤工作等。对于朱很了解，对高也很熟悉。

1954年因为高饶事件后，朱理治又重新分配工作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工作4年后，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一直在副部职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