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军医”陈菊梅：为搞研究摘掉身上的器官，91岁仍坚持出诊

说到传染病，相信每个人都会闻之色变。

乙肝就是一种严重传染病，而我国曾经被称为“乙肝大国”，乙肝病毒携带者达到10%左右，而感染率更是高达60%左右。

后来我国之所以能显著降低乙肝感染率，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与一位女性的卓越贡献脱不了关系。

她扎根传染病防治一线几十年，创造了将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死亡率从85%以上降至38%的奇迹。

在风华正茂之时，为了不耽误研究的进度，她毅然决定割掉阑尾、摘除扁桃体，并分三次拔光了所有的牙齿。

她曾发出豪言：

“为摘掉我国‘乙肝大国’的帽子，我宁愿摘掉身上的全部器官。”

即便是到了91岁高龄，她依然坚持每天出诊，从未缺席。

她就是被誉为“肝炎克星”的女医生——陈菊梅。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陈菊梅的传奇人生。

自小酷爱读书，凭借优异成绩考上浙江医学院

1925年，陈菊梅出生在浙江天台的一户贫寒之家。

尽管家境拮据，陈菊梅的父母却极为重视教育，坚持将子女全部送进了学堂接受教育。

酷爱读书的陈菊梅，在书本里找到了一方广阔天地，向往着去见识更大的世界。

如果没有上学，那她大概率会在十五六岁的年纪遵循传统，嫁为人妇，从此过上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

然而，正是教育的洗礼，让她在那个流行包办婚姻的年代，坚定地拒绝了媒人的说亲，选择继续求学。

但陈菊梅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菊梅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变得愈发艰难，以至于她无力缴纳学费，多次面临辍学的境地。

每当这时，她的母亲总会想尽办法筹集学费，确保她能继续学业。

陈菊梅深知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异常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这期间，陈菊梅目睹了战争带来的人间疾苦，看到很多人因缺乏医疗资源而痛失生命，她心痛不已，渴望能够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同胞，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她深刻领悟到知识的真正价值不能仅仅是丰富自己，更要照亮他人。于是，成为一名医生的志向，在她心中扎下了根。

1945年，陈菊梅凭借出色的成绩成功考入浙江医学院，就此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医学之路。

为了扎实掌握医学基础，陈菊梅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学习中。

经过不懈的努力，1950年，她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毕业后，陈菊梅成了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传染科的一名住院医师，从此与传染病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50年代，中国各种传染性疾病肆虐，每年仅因肝病死亡的患者就高达几十万，而我国的传染病学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

为此，国家决定派出一批学生出国留学深造，陈菊梅就是其中一员。

1954年，陈菊梅赴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攻读传染病学博士学位。

她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心，以惊人的毅力，仅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原本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学业，并以每门学科满分的优异成绩提前毕业，成为我国第一批传染病学博士。

毕业后，面对国外的高薪聘请，陈菊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将所学知识与技术奉献给祖国。

为研究肝病，摘掉身上的器官

1958年回国后，陈菊梅被征调至全军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解放军302医院。

这个被称为“病毒窝子”的地方，是人人避之不及的。

然而，陈菊梅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挑战，立志要为我国传染病防治事业出一份力。

到达医院后，陈菊梅目睹了大量肝病患者痛苦挣扎直至离世，这些场景如同尖刀深深刺痛了她的心。

当时，国内的医疗技术尚无法准确检测出具体的病毒，仅能判断患者的肝功能是否失常，而转氨酶的降低则被视为肝功能好转的重要指标。

所以，如何降低转氨酶就成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

鉴于陈菊梅有着专业的留学背景，她被赋予了攻克疑难病症乙肝的重任，特别是重型肝炎和肝衰竭的治疗任务落在了她的肩上。

从此，陈菊梅便担负起了新中国传染病学领域“拓荒者”的角色。

为了尽早取得突破，陈菊梅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医院。

不久后，她领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传染病病毒细胞学诊断实验室。

这不仅提高了传染病毒类型诊断的准确率，还让传染病的临床救治工作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展开。

除了潜心科研，1969年，陈菊梅还随同医疗队前往陕北黄龙县农村开展巡诊活动。

由于高负荷的运转，再加上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导致的营养不良，陈菊梅的身体严重受损。

返回北京后，一系列健康问题接踵而至，她先是得了扁桃腺炎，没多久又不幸患上肾小球肾炎。

不仅如此，她还饱受阑尾炎和牙周炎的折磨。

彼时，陈菊梅正处于攻克“乙肝病人转氨酶居高不下”这一临床难题的关键时刻，身体的病痛却难免拖累她的研究进度，这让她心急如焚。

1972年，为了彻底消除炎症，不让病痛影响她的研究，47岁的陈菊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割掉阑尾和扁桃体，而后她更是分三次把满口的牙齿都拔光了。

面对家人的心疼与担忧，她坚定地说：

“为摘掉我国‘乙肝大国’的帽子，我宁愿摘掉身上的全部器官！”

手术后，陈菊梅更加投入研究工作。

她花了大量心血回访患者、分析病历，经过细致的推敲与研究，她终于迎来了重大突破——发现了五味子的降酶作用。

更为可喜的是，她还在临床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针对慢重肝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断与治疗方案。

自此，我国慢重肝病患者的死亡率从骇人听闻的85%下降到38%，这一成就堪称我国肝病治疗史上的奇迹。

1973年，陈菊梅撰写的相关文章发表在《新医药学》杂志上，随即获得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她也成了“中国降酶第一人”。

辛勤工作60余年，91岁还坚持出诊

虽然创下佳绩，陈菊梅却并未停下脚步。

对她来说，医学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征途，尽管途中布满荆棘，但她的那份坚持与热爱始终如一。

2003年，非典疫情突如其来。

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在这危难之际，陈菊梅化身病毒中的“逆行者”。

通过会诊，她迅速判断此次疫情是一种新型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多年的经验告诉她，防疫工作迫在眉睫。

于是，时年78岁的陈菊梅连续三天三夜未眠，紧急编撰出全国第一本《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同时开设专栏解析非典疫情，有效安抚了公众情绪。

之后，她又及时梳理了近年来疫情防控的经验与教训，这让她在后续的防疫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

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83岁的陈菊梅不顾余震危险，主动前往抗震救灾防疫第一线。

她拄着拐杖，顶着酷暑，在废墟之上艰难前行，仔细查探伤情，严密监测疫情。

她说：

“别看我83岁了，我也是一名战士。”

那段时间，她在灾区冲锋陷阵，昼夜奔忙，并主持编写了《地震灾区医院院内感染预防指南》和《地震灾后传染病防治手册》等书籍，为灾区疫情防治提供了重要指导。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2009年，84岁的陈菊梅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病。

这个病不仅导致她的手部肌肉萎缩、变细，还让她经常摔倒受伤。

但即便是这样，她仍坚持前往医院出诊。

就这样风雨无阻地坚持了几年后，直至91岁高龄，陈菊梅才正式退休。

在她执业济世的60多年里，陈菊梅数十次在国家和军队重大紧急任务中冲锋在前，为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铸就一道坚实的防疫盾牌。

开荒拓野，止于至高。

为了表彰陈菊梅的卓越贡献，医院曾提议以她的名字命名一座花园，但她婉言谢绝了。

英国的《名人传》和《剑桥大学名人录》多次请求将她列入世界名人录，她也一一回绝。

她淡然回应：

“我活着不希望出名，死后也不用留名。

我不愿意当什么名人。

我只是做了些我应该做的事情。”

比起虚名浮利，病人的切实痛苦才更让她挂心。

对个人得失淡然处之，这正是陈菊梅医者风范的体现。

2021年11月5日，96岁的陈菊梅病逝，结束了她为传染病防控事业奋斗的一生。

生前，她专门叮嘱家人：丧事从简，将遗体捐赠给首都医科大学。

在陈菊梅身上，我们既能看到梅的勇敢坚毅，又能感受到菊的淡然超脱。

这位功勋卓绝的医学泰斗，一辈子不求名、不求利，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患者，奉献给了医学，奉献给了国家。

也正是这种梅菊品格，让她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