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经济大臣：我也不想抢中国，但为了欧洲的利益，只能先抢再说

今年10月末，荷兰看守内阁的经济事务大臣文森特·卡雷曼斯（Vincent Karremans），在没有通知任何盟友，包括美国、德国，甚至没有知会欧盟总部的情况下，突然祭出了一部尘封了70多年的古老法律。

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强行接管中资企业闻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导体。

荷兰经济大臣：我也不想抢中国，但为了欧洲的利益，只能先抢再说

理由还是欧洲人老生常谈的“国家安全”：担心技术流失，担心生产线被搬回中国。

但这件事情的荒诞之处在于，卡雷曼斯这的一通操作，不仅让中国企业措手不及，更让欧洲自己的盟友们暴跳如雷。

德国的汽车工厂因为芯片断供而停摆，海牙的议员们指责他像一头“业余的独狼”。

然而，面对漫天的指责，卡雷曼斯在近日的荷兰议会辩论中，却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惊讶、甚至带着一丝悲壮的自我感动。

他强制接管安世的逻辑，简单而粗暴：为了防止欧洲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哪怕背负骂名，我也必须先把控制权抢到手。

如果不是这次事件，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荷兰还有一部制定于上世纪50年代的法律。那是在冷战初期，为了应对极端战争状态而准备的紧急法案。

但在2025年的秋天，它成了卡雷曼斯手中的“尚方宝剑”。

这一行动具有极高的隐秘性。按照常理，涉及如此敏感的跨国企业接管，尤其是牵扯到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以及涉及荷兰欧洲盟友利益，外交层面的通气是标准动作。

但卡雷曼斯选择了沉默。直到生米煮成熟饭，直到那张强行接管的行政令签字生效后，华盛顿、柏林和北京才收到了通知。

在面对荷兰议员们的质询，卡雷曼斯解释称，如果提前走漏风声，哪怕只是与盟友进行“协调”，消息都有可能泄露给中方，从而导致企业加速转移资产。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生死时速”的时刻，为了把技术留在欧洲，他“别无选择”。

就这样，为了卡雷曼斯幻想中的欧洲的“长远安全”，他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欧洲当下的供应链安全。

卡雷曼斯在议会中高调宣称：“我的目标已经达成了。”他认为自己成功阻止了欧洲关键传统芯片产业对中国的依赖。

但现实真的如此理想吗？

恐怕并不尽然。中方的反制措施来得既快且准：既然你要抢工厂，那我就断供应链。

在荷兰政府强制接管安世之后，中国随即限制了相关芯片产品的出口。

要知道，安世半导体虽然总部在荷兰，但其封装测试等关键环节深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

如此一来的结果就是：卡雷曼斯扔出去的回旋镖在空中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扎在了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大动脉上。

芯片断供，生产线停滞，库存告急……那些原本指望通过本地化生产来保障安全的欧洲车企，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政治博弈的人质。

荷兰议会里的反对派议员愤怒地指出，卡雷曼斯这种鲁莽的行为，不仅没有增加欧洲安全感，反而制造了实实在在的危机。

这桩离奇的强制接管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要想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得先了解一下始作俑者卡雷曼斯本人。

他在荷兰政坛被称为自由民主人民党的“王储”，因为年轻帅气有活力，所以深受荷兰选民喜爱，曾在选举中拿下了惊人的个人得票数。

在荷兰公众眼中，他年富力强、充满朝气、敢作敢为，带着一股打破陈规的“布鲁塞尔局外人”气质。

但在海牙的政治圈内部，资深政客对他的评价却是两极分化的。

批评者认为，卡雷曼斯其人傲慢、自负，对既定的官僚程序和外交礼节缺乏敬畏。

有传言称，他甚至在内阁会议上对上级和同僚表现出不耐烦。那种商界精英特有的“在瞎子的王国里，独眼龙就是国王”的优越感，让卡雷曼斯很难在复杂的欧洲政治网络中交到朋友。

这次的安世事件，恰恰是卡雷曼斯个人风格的极致体现。他不信任繁琐的多边协商，不相信漫长的外交谈判。他迷信的是“雷霆手段”，是“先斩后奏”。

卡雷曼斯把这次行动看作是自己的政绩高光时刻：一个敢于为了国家利益，独自对抗巨大外部压力的英雄形象。即便因此取消了原定12月的访华行程，即便因为外交冷遇暂时无法面对面中国，他依然在荷兰议会中昂着头颅，坚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捍卫欧洲”。

虽然卡雷曼斯现在稍微松开了口子，暂停了部分干预措施以缓解供应链压力，但这起事件留下的阴影，恐怕未来10年都难以消散。

这给所有在欧洲投资的中资企业，甚至所有非西方资本敲响了警钟。

过去所有人都认为，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只要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市场规则，产权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卡雷曼斯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在“泛国家安全”的概念下，没有任何资产是绝对安全的。

荷兰经济大臣：我也不想抢中国，但为了欧洲的利益，只能先抢再说

只要一位欧洲的部长认为你的存在构成了某种潜在的、未来的威胁，他就可以翻出70年前的故纸堆，在不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直接接管你的公司。

理由可以是“欧洲利益”，可以是“防止技术外流”，甚至可以是某种莫须有的猜测。

这是一场性质恶劣的预演。它标志着欧洲部分政客的思维模式，已经从“通过贸易建立和平”，转变为“通过控制确保安全”。

在这个逻辑下，企业不再是创造价值的主体，而是被争夺的“战略资源”。

供应链也不再是连接世界的血管，而是随时可以被切断的绞索。

对于卡雷曼斯来说，这可能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投机。但对于全球化的信徒来说，这是信任崩塌的开始。

“抢夺”被包装成“保护”，“违约”被美化成“战略”，我们距离那个封闭、对抗、零和博弈的世界，又近了一步。

这不仅仅是闻泰这一家中资企业的悲剧，也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