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对当前学术研究的一点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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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对当前学术研究的一点反思

12月6日，在第二十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圆桌论坛环节，多位学者围绕“如何平衡学术研究与政策影响的关系”展开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泰安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发言中谈道，当前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并非简单的平衡问题，二者本可相辅相成，高质量的政策研究应以扎实的学术为基础。他同时批评脱离现实的“纯学术”和缺乏依据的空谈，指出真正矛盾在于期刊发表与政策影响力脱节。现有学术体系过度追求方法精确性，导致经验研究窄化为因果识别，理论研究偏向复杂模型的构建，却往往简化掉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现实因素。

他强调，学术界应首先反思自身是否真正关注现实，例如连重要政策文件都少有人通读，何以指望研究能回应重大政策议题？当前许多研究既与现实政策脱节，又因模型缺乏制度、摩擦等关键变量，甚至可能得出与政策初衷相悖的结论。这种状况反映出学术界的“集体无意识”和“没出息”心态——期刊以投稿倾向为由，青年学者以评价体系为托辞，形成相互推诿的循环。

对于青年学者，陆铭呼吁不应仅以“要生存”或“没办法”为由放弃学术追求。他以艺术史类比，指出大师往往诞生于打破既定规则之时。他认为，若真正关怀现实、有志贡献，就需在年轻时积累研究兴趣与热情，而非待职称解决后再行动。他鼓励学生“brave to be different”，倡导学术界尤其是顶尖期刊和机构应主动承担引领责任，推动研究回归问题本质，实现学术与政策的有机统一。

以下为在不改变原意基础上略经编辑的发言实录

问题1：从宏观总体层面看，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怎么实现统一？

陆铭：首先，按道理来讲，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二者是不需要平衡的，应当百花齐放。而且，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本应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

我既反对脱离现实的所谓“纯学术”研究，也反对缺乏研究支撑的空泛观点。当前真正的矛盾在于期刊论文发表与政策影响力之间的关系。由于长期形成的学术传统，现有期刊比较强调方法的精确性：经验研究几乎等同于因果识别，理论研究则偏向动态的、一般均衡的理论构建。

相比之下，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读书时常见的那类文章——仅通过简单公式便能体现深刻思想穿透力的研究——如今已不多见。这种倾向不仅在国外学术界较为突出，当前中文期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类似趋势。例如，《季刊》近期所展现的倾向。我在此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它产生了显著的负外部性：不仅让非经济学领域的人误以为经济学研究就是如此，也使经济学界的年轻学者认为这就是权威期刊所推崇的“好论文”范式。因此，期刊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

其次，我们是否真正关心现实？外界常有批评，这里我只问一个问题：在座各位有多少人通读过文件？我本人通读过。如果我们作为经济学家，连当前最重要的文件都未曾完整阅读，又怎能期望我们在期刊上发表的研究与中国重大政策议题产生关联？

因此，我认为目前尚未到达需要在学术与政策研究之间进行权衡或组合的阶段，因为很多研究与现实政策根本脱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学术研究对政策形成影响力？这是学术界应当自我反思的问题。

再者，这一问题也与学术研究过分追求方法精确性有关。中国经济问题极其复杂，而越是复杂的问题，往往越需要借助复杂模型，但这类模型常常将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现实因素简化掉。

由于时间有限，我简要总结。我认为当前经济学界的状况恰如最近流行的一首歌曲《没出息》所描述：本该从容从容，却变得匆匆忙忙，甚至有时近乎“睁眼说瞎话”。我们学术研究所基于的教科书方法，擅长处理无摩擦的经济情境，例如完全市场经济。然而，很多已发表的高质量论文所使用的模型恰恰是无摩擦的，其中甚至没有政策变量。这样的模型如何能得出具有政策启示的结论？

中国当前的许多问题恰恰源于扭曲，而模型中若没有政策、制度背景和摩擦，便可能得出悖论。因此，当前的问题主要源于学术界内部，我们应当从自身寻找原因，而非归咎于外部。

问题2：对年轻学者而言，做服务国家战略、做对社会有价值的研究，路径该是怎样的？

陆铭：时间有限，我简要谈谈。在各种场合，我听到最多的不是“没办法”，而是“没出息”。

当前经济学界存在一种明显的集体无意识，正如刚才提到期刊的导向，常有人辩称“没办法”——期刊说因为投稿如此，青年学者说因为评价体系如此。这种循环让整个领域陷入被动。

今天的学术界，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全球美术界。当时，古典学派把持着各种沙龙与展示渠道，结果许多真正具有开创性、百年后被公认为大师的艺术家，在当时却穷困潦倒。

那么，大师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所有人都只服从既有的沙龙规则，大师还可能诞生吗？因此，我认为若想有所作为，就不应总是强调“没办法”。

首先，期刊不应以“没办法”作为托辞。既然自认是中国最好的期刊、最好的学院，就应承担起引领的责任；若做不到，就不该占据那样的位置。

其次，我也常听到青年学者说“要生存”。确实需要生存，但如果每天都只想着生存，就难以成为梵高。我也同意刚才的观点：可以先发表论文、解决职称，再追求兴趣。

但兴趣难道不需要积累吗？如果在年轻时不去研究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题，到了40岁还可能保有那份热情吗？我同意学术分工，不同人可以做不同的工作。但如果你真正关怀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希望为国家做出贡献，那么等到45岁、评上教授之后，真的还来得及吗？我并不这样认为。

因此，我常对学生强调的slogan就是：brave to b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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