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在众声喧嚣的时代，越要警惕知识分子——粉碎知识分子的神话

福柯和萨特在雷诺工厂门口参与集会

有人曾说，得罪谁，都不要得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手上握有评价世间万物的权力，即便权势如帝王、元首、神圣如教宗、牧首，也终有一天要在他们的笔下“屈服”：

▲他们让帝王、元首在历史面前“屈服”：专制时代，帝王手握天下众生的生杀大权，宰制真理，普天下无人能与之争，亦无人敢与之争。然而在史官的忠实记录下，生前“垄断真理”的帝王们，逃不过死后历朝历代的重新评价——他们的功绩将被表彰，他们的罪过也将被一一审判，再蛮横的权力，面对敢于秉笔直书的知识分子，最终也不得不在历史面前屈服。这正是知识分子那支笔的巨大威力。

▲他们“杀死”了上帝：对宗教的信仰，曾是维系整个西方文明最强大、最坚韧的力量，虽历经多次毁灭性打击，逾千年而不衰。然而，当启蒙时代的某些知识分子，怀揣着“再造新世界”的理性，用科学、唯物、进化重新定义了人类文明的方向时，其他“阻碍历史进程”的人，便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与嘲弄。最后，知识分子们成功“杀死”了上帝，成为了新世界的权威。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是通过评价、定义来批判、改造世界，今天的大众很大程度上就生活在他们所塑造的环境中。

长久以来，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背负着审视帝王，教化万民的使命。然而，却很少有知识分子来研究、评价他们自己。大众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他们思想威力、危害的认知，更是长期缺席。

而在现代社会，传媒高度发达，使知识分子有了更多发声机会，直接将他自己所谓的见解、思想传递到给芸芸众生。

于是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更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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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一：知识分子很博学

一提到知识分子，大众就很自然地默认他们“博学多才”、“无所不知”，是人类知识的伟大传承者。

然而这一情况，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后期信息时代，已经出现了根本性改变——人类的知识大厦，已经到了一个人穷其一生都无法掌握千万分之一的程度，知识分子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往往必须一辈子“从一专业而终”，学者穷尽一生，也只能研究一片知识马赛克，再也没有人有机会成为一个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这样的百科全书式思想者。

可以说，在现代的知识背景下，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难以真正担得起“博学”二字。

但讽刺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往往因为其某一方面的突出成绩，而被大众视为全领域的真理权威。比如罗素、爱因斯坦都不懂经济学，却高度赞扬计划经济，引发很多人推崇和效仿。

对此，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毫不留情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及格标准”：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博学，但是必须关心自由、批判权力、守护文明，否则就是尸位素餐、欺世盗名、背叛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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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二：知识分子很深刻

很多人以为，知识分子专门从事思考研究，他写的书一定是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作品。他的言论，一定是洞察时代的思想。

但现代获取知识的门槛越来越低，深刻的观念其实也越来越少。

▲萨义德

正如美国作家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指出的，在媒体发达、政治与学术利益交融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已经深度嵌入权力结构，其一言一行都深受社会影响，也影响着大众生活。但他们自身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

浮躁的流量风气，使那些擅长逢迎的“知道分子”，以平庸和媚俗垄断了评价体系。

海量的文字垃圾，将真正有思考深度、批评锋芒的知识分子，重新赶回了象牙塔。

于是，表演深刻的“知道分子”越来越多，追求深刻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当追逐名利、鄙视真理的人垄断了“知识分子”的头衔，使知识职业沦为一种庸俗的“营生”，大众就不再尊重知识分子，对真理和文明也失去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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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三：知识分子很高尚

很多人还以为，知识分子是一群不仅具备“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德才兼备的高尚人士。

▲民国知识分子

但其实，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弱点。

比如，他们常常枉顾人性的复杂，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试图在头脑中构建一个改造社会的完美蓝图，以求一劳永逸。并且在自己的思想、理念被实践证明完全为错误之时，还善于文过饰非，掩盖错误，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合理化的借口。

因此美国思想家索维尔在《社会正义谬误》中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对理据置若罔闻、对证据视而不见、只顾着自吹自擂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高举“正义”旗号，却常常为社会带来灾难。

美国思想家保罗·约翰逊还在《知识分子》一书中，以翔实的史料、辛辣的笔调，揭露了很多著名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一面。像卢梭、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萨特这样的超级知识分子，其实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同样自私、虚荣、短视；他们同样可笑、可悲、可叹。

而在极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这些弱点都会被急剧放大。如果我们始终对知识分子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认为他们总是能“勇敢、独立地表达真理”，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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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四：知识分子很理性

启蒙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讴歌科学理性、抨击蒙昧主义，以意识形态取代了宗教信仰。于是在大众眼中，知识分子常常带着“理性、冷静”的光环。

事实上，知识分子对某些意识形态的狂热，比传统宗教更反智、更霸道。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顶礼膜拜的知识分子不胜枚举。

▲左翼知识分子

法国思想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是当之无愧的意识形态先锋、左翼思想领袖。他的哲学与其说是无神论，不如说是“反有神论”。

他认为：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彻底否定上帝、否定“先于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当下的自己（虚无）、“自己创造自己”，否则就会落入“宿命论”和“任人摆布”的境地；每个人都要争取自由，于是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在孤独、挣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

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人性假设，萨特非常推崇“斗争哲学”，积极鼓动、亲身参与国内外的阶级斗争。

1968年5月，因美国介入越战，法国爆发骚乱——史称“五月风暴”。萨特等人前往大学发表演讲，支持学生暴乱。

面对此等荒唐和激进，雷蒙·阿隆批评学生“以自杀行为追求绝对自由”，严厉谴责萨特误导青年，“以意识形态的演说，替代切实可行的政治计划。”

这就是索维尔在《社会正义谬误》一书中提到的“棋子谬误”，即社会正义的倡导者把社会当棋盘，把人当可随意安置的棋子，假设顶层能掌握足够信息并实现预设布局。但雷蒙·阿隆掀翻了这一“棋局”。

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反复发出的警告：现代知识精英将宗教抨击为“人民的鸦片”，对传统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深恶痛绝，却对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趋之若鹜；

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鸦片”，大众接受的二手知识是“二手烟”，是一种更严重的“双重毒害”。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新宗教”日复一日地鼓动人性的败坏，才造就了现代社会的乌托邦罪恶。

这是一个德鲁克所谓的知识社会、一个自媒体高速发达的时代，使无数人成为了知识分子，并且有了发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