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药遭遇“窜天猴” 两个月大涨30% 1只实验猴卖12万元仍“有价无猴”

每经记者：金喆 每经编辑：易启江

陈雷的“寻猴启事”，在某社交平台发布后，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远比他预期的更大。

他原本只想为公司一个新的安全性评价项目购买40只3~5岁的食蟹猴，却在广东几十家猴场屡屡碰壁——不仅价格高，而且数量凑不齐。短短两个月，单只价格便从9万多元跃上12万元，涨幅超30%。这意味着，预算缺口多了100多万元。

经历了2022年单价冲破20万元的疯狂，这种维系着药物安全命脉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单只价格在回落至6.5万元的谷底后，如今又悄然爬过10万元大关，业内人称之为“猴价上扬周期”又来了。

视觉中国图

据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强观察预估，未来两三年，实验猴单价会在7万元到15万元区间震荡。

实验猴单价重返10万元之上且“有价无猴”

陈雷的“寻猴启事”发布后，一些广东省外的猴场主动联系他，但快一个月了，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

“不仅是价格问题，而且是无猴可买。”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采购负责人李莉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她亲历过上一轮猴价巅峰，甚至庆幸公司在18万元一只的行情时买到过一批实验猴。如今，虽然价格不及当年那般夸张，但缺猴的情况最近尤为明显。为了保证明年一季度的研发进度，各大CRO（合同研究组织）公司必须在今年12月前敲定采购合同。

这种紧张，孙强看在眼里。他在一篇论文中清晰记录了过去10年食蟹猴的价格曲线：2017年是分水岭，此前单价常年稳定在万元水平，此后一路飙升，7年间涨幅高达14倍。他预判，现在这个价格，往后还会有些上涨空间。

据了解，恒河猴和食蟹猴是最常用的两种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其中，食蟹猴与人类的遗传相似性超过90%，这使其在现有实验动物中显得尤为珍贵，常被用于各类复杂的医学研究。而且相比其他灵长类动物，食蟹猴体型较小，实验时所需药物剂量更少，是疫苗和药物临床前研究中毒理实验的最理想模型。

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是整个药物研发体系的“守门人”。一项安全性评价所需的食蟹猴数量主要取决于实验类型、目的和设计。简单的药代动力学预实验可能仅需6~24只食蟹猴，而一个包含多剂量组、恢复期观察的正式重复给药毒性实验，通常需要32只或更多食蟹猴。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广东一家实验猴基地看到，一排排整齐的房子被有序地划分成室内和室外部分，每间猴舍里住着十几只猴子，通常有一只公猴、几只母猴和子猴。

在室外活动区，几只体型相仿的幼猴正在栖架与爬绳间嬉戏，它们时而用尾巴勾住栏杆倒挂着身子，时而互相追逐，还有的在绳索之间荡来荡去。一只公猴则威严地蹲坐在高处，静静地俯瞰着整个猴舍的动态，俨然一位“大家长”。

李莉坦言，以前买猴成本约占毒理实验成本的三分之一，现在则是最核心的部分。尽管当前实验猴价格比最高点便宜一半，但对药企而言，一个项目仅安全性评价实验用猴就需耗费四五百万元。她从现状判断，实验猴价格上涨行情还将持续3年。

“这种心理挺矛盾的，实验猴价格高或低，对医药行业都有影响。”李莉说，如果猴价下降，又往往是行业的低迷期，说明做临床前研究的需求少了。

“卡脖子”的根源——被忽略的七年周期

食蟹猴因喜食螃蟹得名，原产于东南亚，目前国内的猴场主要分布在气候偏温热的广东、广西和云南地区。它们为何总能扼住创新药企的咽喉？

孙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21世纪初，中国是美国实验猴的主要供应国，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进口食蟹猴数量下跌。而国内的食蟹猴养殖企业格局基本定型，2013年时，由于国内食蟹猴的使用数量还没起来，养殖企业焦头烂额，不得不通过减少配种和繁育，人为降低实验猴出生率。市场需求不足，猴价也起不来，2013年实验猴的价格跌到谷底，单价只有几千元。

不料几年后，中国本土市场对食蟹猴的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国内主要使用单位的实验猴用量为18140只，而到2019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28026只，涨幅达54.5%。

近几年来，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中，大分子药物和新制药技术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必须使用实验猴进行药物安全性、药效等评估。

“没有实验猴就做不了这些实验，但除非猴厂老板有先见之明，否则很难（在市场低谷时）看到下游市场如今井喷的需求。那个时候，生物医药是生物医药，养殖企业是养殖企业，行业模式比较传统，反应比较滞后。”孙强说，实验猴没办法在短期内响应市场需求，导致猴价一路飙涨，最高涨到一只20万元。

2022年和2023年是食蟹猴行情最疯狂的时候，孙强在那个时候也很难买到食蟹猴。但3年时间过去了，为何食蟹猴又出现了供应紧张的行情？

对于这个问题，孙强认为，这波行情既与食蟹猴养殖企业本身的生产能力跟不上有关，也与当下食蟹猴养殖行业的现状有关。

相较而言，食蟹猴是最不容易保证产量的实验动物之一。孙强指出，一只食蟹猴性成熟需要4年，妊娠期约为5个半月，加上哺乳期，出生的幼猴通常要长到3岁才能用于动物实验。这意味着，从培育到可用，一个完整的周期长达6~7年。

“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没人能预估那么多年后的行情。”孙强道出了养殖企业的两难处境。当食蟹猴单价居高不下时，企业面临抉择：是当作商品猴立刻变现，还是作为繁殖种群留下，等待不确定的未来？

行情好时，卖猴冲动强烈；行情差时，为保证现金流，更是不得不卖。一只食蟹猴一年的养殖成本约为5000元，按30%的繁殖率计算，企业需负担3倍成本来维持种群。优质实验猴价格至少达到一只5万元才能保本。如今实验猴单价重回10万元以上，大多数企业选择“有猴即售”，而非更新繁殖种群。

其结果是，高企的猴价导致繁殖种群更新几近停滞，种群结构逐年老化。他也特别提醒，若继续当前的模式，未来2~3年内，中国自养食蟹猴的真实年产能可能跌破1万只。不过，一些头部公司已有意识地更新繁殖种群。他从行业协会了解到的数据显示，2024年繁殖母猴的数量已较上年有所增长。

与此同时，下游的创新药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火爆。医药魔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17日，国内创新药licenseout（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抗体药、基因疗法等前沿技术，无一不需要依赖食蟹猴进行关键毒理测试。

“如果你是猴厂老板，你会怎么选？”孙强问道。

行业供需缺口究竟有多大？

在这场资源争夺战中，一个关键变量加速了行业格局的重塑——头部CRO公司入场。

自2018年起，药明康德、康龙化成等巨头开始大手笔收购猴场，将上游稀缺资源纳入自身版图。孙强估算，目前“CRO系”猴场拥有的猴子数量，已占行业总量的一半以上。这无疑极大地压缩了市场上自由流通的实验猴数量。

现有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2年，国内具备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的在营猴场共57家。这些猴场主要分布在云南（22%）、广西（17%）、广东（14%）和四川（12%）等地。其中，实验猴存栏量超过100只的相对成规模猴场数量极少。

资源的集中，使得像陈雷、李莉这样的“寻猴者”处境愈发被动。但这个供需缺口究竟有多大？没人能给出确切的数据。

李莉根据实际需求估算，国内食蟹猴的年供需缺口约为1万只。而且对于企业来说，临床前试验需要1：1的公猴和母猴，母猴又决定了实验猴繁殖的质量和数量，所以CRO公司都把母猴当作战略资源紧紧捂在手中。

据她了解，现在上规模的CRO公司都会把自身繁育的母猴留下，用外采母猴来做实验。尽管如此，相较于这个巨大的供应缺口，养殖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耗速度。

动物实验会被替代吗？专家：没那么简单

就在国内为“猴荒”焦灼时，大洋彼岸的一则消息引发了另一维度的讨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被曝将逐步停止内部所有涉及猴子的研究工作。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CDC的科学家近日已接到逐步停止所有涉及猴子的研究工作指令，预计约有200只恒河猴和豚尾猴参与的研究工作将被迫终止。

“有些人将之解读成‘美国终止所有实验猴研究’，甚至进一步演化成‘美国禁止使用猴子做实验’，这都不准确。”孙强如此表示。

业内权威公众号“实验动物那些事儿”发表文章《“美国CDC禁止使用猴子做实验”的真相是？》指出，该指令仅限CDC内部，不约束其他科研机构。然而，这一事件像一面放大镜，照出了当代生物医学的一个尖锐矛盾：在迫切追求新疗法的同时，我们应如何对待那些为人类健康付出生命的动物？

上述文章还提到，CDC的猴实验虽然数量不大，却集中在一些对公共卫生非常关键的研究方向，比如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导致艾滋病的病原体）预防策略、抗病毒疫苗研发和暴露后干预。对于包括上述疾病在内的诸多重大人类健康问题，非人灵长类动物在“临床前最后一道关口”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目前，科研人员担心的是：项目不是通过科学论证，逐步用更成熟的替代方法“接力”出来，而是在行政命令下“一刀切”终止，导致已经投入多年的研究被迫“半途而废”，既浪费动物生命和科研资源，又拖慢真正有潜力惠及人类健康的工具和药物的诞生。

更长远地看，如果类似决策向全球其他关键机构蔓延，而替代方法又尚未成熟，公共卫生应对能力反而可能被削弱。

近年来，美国药界一直希望在药物安全评价和部分基础研究领域减少对动物尤其是对灵长类动物的依赖。

上述文章作者认为，与其沉浸于“别人都不用动物了”的幻觉，不如脚踏实地回答更艰难的问题：哪些研究必须用到灵长类动物？如何最大化数据价值、减少浪费？哪些环节可由替代技术接手？唯有如此，“少用、慎用动物”才不只是口号，而是推动科学与伦理共同进步的真实动力。

而对仍在四处“寻猴”的陈雷来说，眼前的现实则更为具体。当他挂断又一通没有结果的询价电话，窗外夜色已浓。南方猴场里的食蟹猴，依然是一个无法绕行的坐标。它的价格，它的命运，与中国创新药的潮起潮落，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为尊重受访者个人意愿，文中陈雷、李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