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被一副挽联打动，忍不住问：这谁写的？

“1972年1月10日上午十点整——这幅挽联是谁写的？”灵堂里灯火微暗，毛主席收回对陈毅元帅骨灰盒的最后一鞠躬，突然出声。语调不高，却压过哀乐。守灵人员相互对视，一时没反应过来。几秒后，张茜含泪答道：“是张伯驹先生。”毛主席轻轻点头，低声说了句“好字，好情”，然后缓缓绕到另一侧，细细端详那两行浓墨。

这一问一句，为整个追悼会平添几分肃穆。众人以为领袖只是在慰藉，可了解内情的人明白，他是真被字里行间击中了。挽联上写的“仗剑从戎作干城，忠心不易”八个字，正是对陈毅半生征战的写意概括；“挥戈近日接尊俎，浩气犹存”又将外交舞台的陈毅写得有血有肉。字不华，情却长。尤其两处“在”与“于”的并用，古意浓重。毛主席对古典诗词向来敏感，瞬间就读出了作者的才气和悲悯。

追溯两人交谊，要把时间倒回到1957年初夏。当时的北京还未被高楼包围，琉璃厂古玩字画店里常见一个中年人，衣着并不奢华，却站在店门口与老板谈《石渠宝笈》版本。他就是张伯驹。彼时他正筹办一次书画大展，想把散落民间的国宝聚在一起亮相。消息传到中南海，陈毅一听就来劲——“我也好这口，走，去看看！”于是，在人声鼎沸的展厅里，儒将与藏家初次碰面。

那天，两人并未寒暄多久，话题却极具深度。先谈唐人写经，又说到宋元山水，最后竟落在了围棋布局。陈毅笑言：“用兵如用子，妙在弃取之间。”张伯驹顺势回敬：“画亦如此，虚实互生。”访谈不过两个时辰，却像交了老友。自此以后，陈毅每遇繁忙，仍会抽空给张伯驹写信，简短数行，全是诗句。张伯驹回信，则附上一两张刚摹的兰竹。两个领域、两种身份，就这样拧成了绳。

有意思的是，真正把友情刻进骨子里的，并非诗画，而是一次沉默的帮助。1957年反右开始，张伯驹因“社会关系复杂”被点名。他原想自己解释，谁料隔天电话响起，陈毅只说一句：“少说话，先去吉林博物馆。我已批了任命。”没等张伯驹回应，电话挂断。外界不知这通电话，救了他和妻子潘素一命，也保住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国宝。

离京赴吉的送别宴上，陈毅端起酒盅：“伯驹兄，你守的是文物，我守的是国，咱们的职责一样。”张伯驹眼眶通红，只回了两个字：“明白。”席散后，他将家中珍藏的《萧颖士帖》《冯摹兰亭》等三十余件书画挤进木箱，随身带走，原因很简单——“放心交给国家博物馆，还得有机会回来。”他怕中途被截，也怕再眼睁睁看着文物流向海外。

1966年，风暴真正降临。张伯驹在吉林被贴上“现行反革命”，挨批斗，失去工作。夫妇俩没人要、没户口，只能回京，在宣武门内一条阴冷的胡同里租了间小屋。粮票要靠熟人接济，取暖只能烧废纸。张伯驹依旧抄古帖、练小楷，自嘲“贫亦守拙”。陈毅此时也在内部压力下淡出军事、外交一线，但仍通过秘书暗中送来衣物卷烟。两人都不愿多谈处境，只在信末以诗互勉。那首被人指为“反动”的《鹧鸪天·丙午除夕》，其实是张伯驹写给陈毅的，“旧雪未融新雪至，且将诗酒度残年”一句，后来被戴上了帽子。

1972年1月6日凌晨，陈毅病逝的电报传到胡同。张伯驹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他叫来唯一的学生，让对方磨墨。案上一张丈二长纸，略带折痕，他提笔便写。上联四十一个字，下联四十四个字，中间恰好是“挥戈”与“忠魂”。写完，他把挽联交给学生：“送到灵堂，记住，不要说是谁写的。”转身时，老泪成行。那一天，北京的风刮得很大，胡同深处的木门摇个不停。

灵堂内的那一幕，后来只在极少数人之间流传。毛主席读完挽联，沉吟片刻，对身旁的汪东兴说：“写联之人，笔底有骨。”他再问“现在哪里？”，得到答复后，只是挥了挥手，没有多言。外界猜测他是否立刻下令照顾张伯驹，其实并非如此简单，牵涉层层手续。真正把事情办妥的，是周总理。两周后，国务院一纸调令：张伯驹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潘素为中国画院画师，同时恢复户口、落实住房。文件末尾有一句批示抄件：“此人，国家应予保护。”知情者心里明白，这十个字，源自毛主席那句低声感慨。

张伯驹搬入亮堂的二层小楼，第一件事不是整理衣物，而是把仅存的书画登记造册，全部捐给故宫、吉林两家博物馆。有人问：“您都八十了，还舍得？”他摇头笑了笑：“舍我其谁，不舍又能奈何？”这种不近人情的洒脱，让旁人一时说不出话。遗憾的是，陈毅再听不到。

时间晃到1982年正月初八，张伯驹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整理遗物时，人们在床头抽屉找到一张折过四次的褪色草稿纸，正是那副挽联的原稿。末尾多写了一行小字：“庚申深冬，怀吾知己。”落款却没有日期，似乎怕后人误读他与陈毅的关系。纸张旁边，还有当年陈毅送的《围棋十诀》影印本，边角磨得发白，却始终没扔。

不得不说，在那个风高浪急的年代，士人与将军能保持这样纯粹的友谊，殊为难得。一副挽联，写尽军功与文心，也在无形中连接起政党与民主人士的善意。后来有人评价，说这件事是“统一战线”四个字最生动的注释——也许有点概念化，但把张伯驹、陈毅、毛主席、周总理四个人的动作放在同一条时间轴，确实能看见一种罕见的互信：革命靠武装，建国靠治理，文化则需要人去守护。张伯驹守住了，陈毅护过他一程，到了生离死别时，又换张伯驹用诗句为老友立下“军功章”。如果说历史有回声，那回声大概就在灵堂里、挽联前，响起的那句“写得好，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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