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将福克纳提前捧上神坛的“圈内人”，如何重塑 20世纪美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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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推崇如今已被视为经典的作家如威廉·福克纳，马尔科姆·考利重塑了美国文学经典。

现在看来难以想象，但在1944年，威廉·福克纳的17本书全部绝版，只有他为支付房贷而写的惊悚小说《圣殿（Sanctuary）》除外。

他当时不过四十多岁，但事业已陷入低谷。备受尊敬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编辑麦克斯韦尔·珀金斯（Maxwell Perkins）曾断言：“福克纳完了。”福克纳的出版商更是将他进一步推向湮没无闻的境地，将其部分小说的印刷底板捐出熔铸以支持战争，好像也没人需要这些了。

当时绝版的书中，包括几部写于1929年至1942年间、相互关联的小说：《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每部小说都以虚构的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

如今，它们都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最具生命力的长篇小说之一，但在当时远非如此。福克纳的作品一直销量不佳，并且早已被《纽约客》的克利夫顿·法迪曼（Clifton Fadiman）等知名评论家批得一无是处，他们认为福克纳的作品令人困惑且乏味。

这时，马尔科姆·考利登场了，他是杰拉尔德·霍华德这部细致、资料翔实且富有洞察力的新书《圈内人（The Insider）》的主角。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考利已经历了多重人生。他曾于20年代旅居巴黎，是所谓“迷惘的一代”中的一员，并在其回忆录《流亡者归来（Exile’s Return）》于1934年出版后，或许成为了这一代人最好的记录者。他广受好评的第一本诗集《蓝色的朱尼阿塔（Blue Juniata）》于1929年出版。

在19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担任《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的文学编辑，从埃德蒙·威尔逊手中接任，当时这个职位在美国文学界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权力要津。

大萧条使考利变得激进。尽管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也差不多是了。用霍华德的话说，他“为每一座应该攻占的街垒而战”，成了“一个文学行动派”。他非常善于演讲。考利是最后一批认识到斯大林主义罪恶的人之一。

他失去了编辑职位，并被权势人物视为内敌，声誉永久受损。

当时他住在乡下（如果你认为他在康涅狄格州谢尔曼镇拥有七英亩土地的农舍算是乡下的话）。正是在那里，他编纂了《便携式福克纳读本（The Portable Faulkner）》，这本书将使福克纳重获声望并重塑美国文学。

霍华德写道，这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拯救行动之一，或许只有20世纪早期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作品在经历数十年湮没无闻后被重新发现可与之相比。而且令人欣慰的是，福克纳当时还活着，能够享受重新被发现带来的成果。“

维京出版社启动其”便携文库“系列，初衷是为战争时期士兵提供阅读材料。考利此前已编辑了《便携式海明威读本（The Portable Hemingway）》（1944年），这本书修正并扩展了那位作家的声誉，并且，用霍华德的话说，或许最重要的是，“使得海明威的作品可以被用于教学”。

福克纳则更难推销。维京出版社内部几乎没人认为这本书值得做。作为一位长期享有盛誉的资深图书编辑，霍华德在书中解释了考利如何内外兼施，为这部选集的出版铺平道路。考利几乎认识所有人，并且能够将自己关于福克纳的论文发表在知名杂志上，这无疑帮了大忙。

《圈内人》的副标题是“马尔科姆·考利与美国文学的胜利”。霍华德提出，通过将福克纳的成就置于更广阔的文学背景中，考利使得人们首次能够全面审视美国文学的成就。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研究和美国文学课程正呼之欲出。

1946年出版的《便携式福克纳读本》并非简单的精选集。关键在于，它提供了整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故事的时间线，它展示了所有内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该书出版于1946年。四年后，福克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霍华德的书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考利传记。那样的传记已经存在，尽管尚未完成：学者汉斯·巴克（Hans Bak）计划写作两卷本考利传记，其第一卷已于1993年出版。第二卷尚未面世。霍华德更感兴趣的，并且颇有成效地，是向我们呈现一系列重点场景，并追溯一系列思想观念。他的书，如同考利的《便携式福克纳读本》一样，是一部心血之作。他认为考利常常被误解和遗忘。

考利（1898-1989）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长大，父亲是一位顺势疗法医师。他在学校成绩优异，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但在社交层面，他仅被部分人接纳。

本书最精彩的场景之一是关于考利与诗人哈特·克兰（Hart Crane）之间亲密而复杂的朋友关系。实际上，考利的第一任妻子曾与克兰有过一段恋情，她显然是这位同性恋诗人有过性关系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人。他们是真正的相爱。当克兰从韦拉克鲁斯开往纽约的船上跳海自杀时，她也在那艘船上。她是克兰那首感人诗篇《破碎的塔（The Broken Tower）》的灵感来源。

马尔科姆·考利

另一个精彩的场景是考利对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的推崇，以及他在屡遭退稿后最终促成其出版的努力。他还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写作时发现了肯·凯西，并出版了凯西的第一部小说《飞越疯人院（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霍华德关注的是作为文学中间人的考利，关注他如何运作权力杠杆，不仅作为编辑和出版商，而且作为与作家疗养地雅斗（Yaddo）、古根海姆基金会以及无数其他基金会和奖项委员会有联系的重要人物。

我希望《圈内人》能再短一百页左右。这本书超过500页，有时让读者陷入细节的草丛中而缺乏一把割草的镰刀。我也希望霍华德能让我们更贴近考利这个人本身，比如他穿什么、吃什么、抽什么烟、喝什么酒，从他书桌前能看到什么。书中缺乏许多这类朴实无华却又至关重要的细节。

我还希望霍华德能向我们展示更多考利作为《新共和》周刊图书评论家时的多个侧面。他写道：“考利在30年代与书籍的关系，就如同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在70年代与《纽约客》电影评论的关系：在知识圈里，你必须对他的观点有自己的看法。”我本希望看到更多考利日常评论文章的例子，他的好恶，他的批评气质；我未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位充满无尽主见的凯尔的影子。

考利非常珍视友谊，但也得罪了不少人。海明威在他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年）中，描述“那个美国诗人，面前放着一摞碟子，土豆脸上带着愚蠢的表情，谈论着达达主义运动”，指的就是在巴黎的考利。埃德蒙·威尔逊在一封信中称考利“有点傻”。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是他一生的敌人。大多数纽约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他们像龙虾一样对他群起而攻之。霍华德暗示，考利更为乡土，说话慢条斯理，与他们都市化的气质格格不入。

我对霍华德这本书的批评是温和的。他是一个敏锐的鉴别者；他将许多陈年论战从档案的塑料封套中取出，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

我喜欢有精彩致谢辞的书。以下是霍华德致谢辞中的一段：“我要大大地‘不感谢‘联邦调查局那些马虎的官僚们，他们要么无视我查阅考利档案的请求，要么，天哪，告诉我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档案。幸运的是，我在纽贝里图书馆找到了那份档案。总之，啥也没帮上，谢了。”

作者：Dwight Garner

编辑：蛮蛮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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