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贬值之后：能力，才是你的新通行证 | 社会科学报

高学历高回报一直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逻辑，但当AI使很多技术工作不再需要一纸文凭，科技、金融等传统优势行业岗位一再缩减，大学薪资溢价不断下降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学历贬值了”。近日，《经济学家》刊文《为何如今的毕业生处境艰难》(Why Today’s Graduates Are Screwed）指出，学历贬值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时代“学历-就业”的线性逻辑在技术革命中崩塌，而更稀缺的永远是就业者持续升级的能力。

原文 ：《“持续升级的能力”正在取代“学历优势”》

编译 |薛梓涵 杨勇

图片 |网络

毕业生失去特权地位

如今，那些有抱负的年轻人往往令人同情。几十年来，通往美好生活的路径一直清晰可循：上大学，找份体面工作，坐等收入增长。但今天，勤奋的年轻人拥有的选择越来越少了：科技大厂裁员，公共部门声望下降，律师职业面临AI威胁，记者行业更是举步维艰。

在整个西方国家，年轻毕业生正失去甚至已经失去特权地位。就业数据暗示了这一变化。咨询公司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马修·马丁（Matthew Martin）研究了年龄在22至27岁之间、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美国人，发现其失业率有史以来首次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趋势并非仅在美国显现。在整个欧盟，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年轻人失业率正趋近于该年龄组的总体失业率。英国、加拿大、日本似乎都在经历相似的境况。即便是精英群体，如MBA毕业生，也在承受冲击。2024年，斯坦福商学院80%的毕业生在离校3个月后才找到工作，显著低于2021年的91%。乍看之下，在学校露天餐厅用餐的学生们神情愉悦，但再仔细观察，便能从他们眼中窥见焦虑。

虽然“大学薪资溢价”（university wage premium）还处于增长态势，然而近年来，这一溢价幅度已经开始缩水，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均有所体现。根据美联储纽约分行提供的美国年轻人数据，2015年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比高中毕业生约高出69%，而到去年，这一溢价已缩至50%。毕业生工作的满足感也在下降。一项大型调查显示，美国的“毕业生满意度差值”（graduate satisfaction gap，即毕业生自称对工作“非常满意”的比例与非毕业生之间的差距），如今已缩窄至约3个百分点，远低于原长期保持的7个百分点的优势。

深层原因在于市场需求变化

今天的毕业生为什么不再具有优势？从表面上看，大学大规模扩张可能降低了教育标准。如果大学招录了才能平庸的学生，教学又未能补其不足，久而久之，雇主们对普通毕业生与非毕业生的能力预期差距自然会缩小。匹兹堡州立大学的苏珊·卡尔森（Susan Carlson）及其同事的最新研究指出，如今，许多学生实际上处于功能性文盲状态。相当数量的英语专业学生甚至难以理解查尔斯·狄更斯的名著《荒凉山庄》开篇第一句，这确实是令人忧心的。

诚然，一些大学确实向本不该入学的学生提供了低质课程。但从长期来看，毕业生数量与学历溢价之间的关联甚微，例如，在1980年代的美国，两者曾同步增长。此外，如果你与大多数大学的学生，尤其是精英大学的学生交谈，就会摒弃认为他们愚蠢的观念。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聪明绝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许多学生虽曾懒散度日，甚至庆祝获得“三等荣誉学位”（gentleman’s third），但如今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市场需求的变化。美联储旧金山分行的莱拉·本加利（Leila Bengali）及同事发表的一篇新论文，再次让人质疑“毕业生能力下降”的言论。文章指出，薪资溢价的变化主要反映了需求因素，特别是对技能偏向型岗位需求的变化。通俗地讲，雇主正让非毕业生从事以往专属毕业生的岗位。“一等学位”如今已经没人在乎了。对于那些只需要基础技术应用的工作来说尤其如此。基础技术应用门槛的降低是转变的关键之一：智能手机的普及使非毕业生同样精通技术。根据招聘网站Indeed的数据，几乎所有经济领域的岗位对教育背景的要求都不那么严格了。美国商业和服务业雇佣的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15年前更多了，尽管这类人群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已经下降。

同时，雇主在传统“毕业生友好型”（graduate-friendly）行业中也削减了工作岗位。在整个欧盟，2009年至2024年间，受雇于金融和保险业的15至24岁年轻人数量下降了16%。美国的法律服务类职位如今仅比2006年略多。直到最近，英国学生指望赚钱的明确途径还是进入银行的毕业生培训计划。然而，自2016年以来，从事法律和金融行业的20多岁年轻人数量减少了10%。在讲述伦敦银行毕业生故事的电视剧《投行风云》（Industry）第三季中，最初的一大批角色都已被解雇（或身亡）。

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机会的减少归咎于人工智能。这项技术看起来能够自动化处理入门级的“知识型”工作，例如文件归档或律师助理的任务。然而，本文所描述的趋势早在ChatGPT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许多传统上雇佣大学毕业生的行业近来处境艰难；多年低迷的并购活动抑制了对律师的需求；投资银行也不再像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那样积极进取了。

以能力重新定义职业价值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2013年至2022年间，美国攻读学士学位课程的注册人数下降了5%。然而，在大多数富裕国家，由于国家承担了更大比例的费用，高等教育更为便宜，年轻人仍然在积极涌入大学。除美国外，在截至2022年的十年间，整个经合组织的高等教育注册人数从2800万增至3100万。法国的学生人数增长了36%，爱尔兰则增长了45%。批评者认为，政府此举是在补贴“无用学位”，鼓励年轻人“浪费时间去学习”。学生们可能也没有选对专业。在美国以外其他地区，选择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比例大多在增长，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新闻学课程的入学人数也在增长，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

毕业生失去特权，从伦理角度看，未必是件坏事。但从现实来看，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警惕。历史表明，当聪明人——或者自视聪明的人——境遇不如预期时，往往会滋生不良事件。康涅狄格大学的科学家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提出，“精英生产过剩”（elite overproduction）是几个世纪以来各类社会动荡的直接诱因。例如，历史学家就将“受教育男性过剩问题”（the problem of an excess of educated men）视为促成1848年欧洲革命的因素之一。路易吉·曼吉奥内（Luigi Mangione）堪称这类问题的典型代表。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生，他本应过上富足生活，却因对社会问题不满涉嫌谋杀一家医疗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更具警示意味的是，人们对他充满同情：曼吉奥内已收到超过100万美元的捐款。

大学教育的性价比正被重新计算，当非毕业生能胜任基础技术岗位，当AI接管入门级知识工作，传统的“学历特权”本质上被技术民主化与产业变革瓦解了。历史经验警示：高学历群体预期与现实间的矛盾造成的心理落差可能引发社会紧张情绪，而盲目走传统教育路径只会让更多年轻人陷入“高学历低回报”的陷阱。当代毕业生的困境，本质上是工业时代“学历-就业”线性逻辑在技术革命中的崩塌。唯有认清市场需求的变革，打破对文凭的盲目迷信，才能在特权消失的时代重新定义每个人的职业价值。毕竟，当“一等学位”无人在意时，真正稀缺的从来都不是学历，而是持续升级的能力。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7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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