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回忆：92年我奉命赴朝，向金日成通报中韩即将建交的决定

“1992年7月12日早上七点，你真有把握吗？”机舱里，副部长把文件递到我手里，声音压得很低。我合上夹板，道：“不是有把握才去，是去了才有把握。”对话一落，涡轮声又吞没了其他杂音。

机窗外成片云海晃得人心里发空。前座摆着两份电报：一份来自首尔，确认韩方已经接受“断交、撤馆、废约”；另一份是平壤昨夜的通知，只简短一句——“欢迎访朝”。字少，却无温度，这让人更觉冷意。

此行任务很单纯：把中韩即将建交的决定，当面告诉金日成，同时争取朝方在公开声明里保持克制。可越简单越难办，稍有闪失，北京数年布局就可能砸锅。

往前倒七年，1985年春，小平同志在一次内部谈话里点了题：“跟韩国做生意，有利；断台湾的线，更有利。但要顾及朝鲜同志的感受。”一句话，为后面每一步都定了双重基调——既要推动，也要稳住。

经贸往来先行。88年前后，两国间接贸易额蹿到十亿美元，靠香港转手已显得费事。那一年汉城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和韩方频频同框，镜头外的气氛比赛场更热络，经贸代表求见的条子塞满了我驻港办公室抽屉。

紧接着是联合国席位问题。1991年夏，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几乎同一时间建议：让南北朝鲜同时入联。北京斟酌后打出配合牌，不阻拦，也不领头。朝鲜最担心“只南不北”，我们则保证“要进一块进”。9月17日，两国国旗并排在联合国大厦升起，朝方向我方表示“信得过”，却也提醒：“半岛局势仍复杂。”

真正让局面加速的是当年的APEC部长级会议。1991年11月，我带团到汉城新罗饭店报到，刚下车就被几十支长枪短炮围得动弹不得。记者们一个劲儿追问“是否将建交”，口气比我们的醇厚烧酒更冲。韩方更直接，卢泰愚在青瓦台对我说：“我身上流着山东的血，中韩不该再隔阂。”套话不多，急切全写在脸上。

会后半夜十一点，体育部长朴哲彦拎着两把金钥匙闯进我房间，嘴里念叨“打开大门”。我没多客气，只说：“钥匙象征可以留，但门要我们自己推。”韩方心领神会，却仍表示“愿设秘密渠道”。我笑着拒了，秘密一多就不秘密了。

1992年2月至4月，正式谈判开锣。首轮在北京，韩方想保留台北“联络处”，我方立场硬得像冬天的黄河冰；第二轮在华盛顿旁的安娜波利斯，韩方松口，但又提“文化关系不断线”；第三轮回到汉城，韩方终于点头接受“三断”。三个回合不到两个月，速度之快，连不少西方观察员都觉得“有点像中国速度移植到外交场”。

谈判桌收尾后，就剩平壤这一关。中央指示：必须亲口通知，绝不让朝方从广播里先听到。于是有了此刻的专机航线。跟过我多年的翻译悄悄说：“您要不要把措辞再柔一下？”我摇头：“说清楚比说漂亮重要。”

飞机在安顺机场一隅滑停，没有彩带，没有锣鼓，金永南独自站在舷梯下，表情平静。简短寒暄后我们改乘直升机，闷热得汗流到袖口。湖边别墅外，只有蝉声透着盛夏的躁。

金日成步子不急不缓，招呼我们进屋。他听完口信，手指在桌面轻敲几下，目光转向窗外柳树。那沉默足足维持了一分钟，我和随行人员都屏住呼吸。随后他抬头，“我们理解中国独立决定外交事务的权利，也会继续同中国保持友好。”语速不快，却句句落地。最后他加了一句：“半岛和平还需大家共同努力。”我心里一颗石头落了地。

例行赠礼是九龙戏珠玉雕和一箱福建荔枝。他看着玉雕笑了笑，摸到荔枝时随口道：“上次吃还是七年前。”话音一转，起身送客，会见仅二十多分钟，没有合影，也没宴请。外界不知道的是，这种克制恰恰说明朝方心里已做了权衡，没必要再铺排场面。

当天傍晚五点，我回到北京，直奔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听完汇报，只说：“该走的棋都走完了，可以落子了。”不到一个月，8月24日早九点，钓鱼台芳菲园里，我与李相玉在镀金钢笔上按下各自名字。中央电视台直播信号刚推送出去，证券市场就传来韩资准备大举进入的风声，大洋彼岸不少分析师忙不迭写报告。

台湾方面前一晚已匆匆撤馆，留下一栋空楼和几纸指责。韩联社记者凑到我身边问：“您怎么看台北的反应？”我笑答：“外交选择嘛，各家按各家算盘，咱们不评论。”

三十年后，再翻当年的行程记录，航班号、时间戳、措辞修改痕迹都还清晰。不得不说，那趟赴朝之旅短，却像在刀锋上走步，每一步都得踩准重心；好在同事们给力，朝方顾全大局，韩国把条件真实落地，才有后来年贸易额三千多亿美元的规模。历史有时拐得很猛，抓住扶手，就能平稳过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