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张大字报意外牵出来的命案，涿县老刑警们亲历的“徐跃荣案”

1976年1月26日，农历腊月二十七，全国人民还处在悼念在1月8日去世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巨大悲痛中，有人在涿县百尺竿公社冯村大队靠近村南独立的三合院东房山上发现了一张用毛笔书写的整张纸的反动大字报，内容是恶毒攻击刚刚去世的周总理。

沉痛悼念周总理的群众

这瞬间点燃了冯村大队社员群众的怒火，众人携带这张被小心翼翼揭下的反动大字报前往百尺竿公社向公安特派员报案，要求涿县公安局尽快把写大字报的人挖出来，然后剁成肉酱喂狗（人民群众的要求真的很朴素）！

在接到百尺竿公社公安员报告后，涿县公安局的全体干警也出离愤怒了，邢德春局长立即下令召开党委会，从政保股和治安股抽调精锐成立专案组专办此案，保定地区公安处在得知性质如此恶劣的案件后也高度重视，派出王庆章副处长专程赶到涿县督导破案工作。

经检查，这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的书法流利，说明书写者拥有非常深厚的毛笔字功底，而且行文措辞拿捏得恰到好处，甚至还透露出一些当时闻所未闻的内幕——比如“蓝萍”早年毕业于山东戏剧艺专，可见书写人有相当的社会阅历。

老照片：写毛笔字

时任涿县公安局党委秘书的李焕志和民警孔繁瑞、田书瑞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清理1966年至1975年这九年中被处理回原籍的劳改、劳教人员和运动中受冲击人员的档案，以寻找犯罪嫌疑人的线索。三个人一直查找到2月1日，从这些档案中筛查出几十名在WG中遭受遣送回乡处理的人员，将他们按照公社和生产队的归属进行排列并进行逐一摸排、清理。经过二十多天的筛查，圈出了一名重点嫌疑对象——时年47岁的边各庄公社西沙沟大队社员徐跃荣。

徐跃荣解放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反运动中因为被查出参加过“中统”而被劳教两年，WG前期又因发表反动言论而被判刑六年并劳改，1972年刑满释放后被遣送回原籍。此人有文化，会写毛笔字，有笔墨功底，而且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满，因此被专案组列为重点对象。

老照片：镇反运动

2月3日，李焕志、孔繁瑞、田书瑞三人骑车十几里到了边各庄公社西沙沟大队调查徐跃荣，主要是为了摸清其现行表现并提取其笔迹。接待他们的西沙沟大队副大队长老黄证实：徐跃荣有历史问题，有过反动言论，判过几年刑，在WG期间被遣送回家。他在北京原来有家，因为在WG中被判了刑，原来的老婆和他离了婚。现在的老婆是一个带着三个女孩的寡妇，她原先的丈夫在煤矿当工人，1969年因为煤矿瓦斯爆炸死了。经人说和，寡妇于书英前几年坐地招夫，就嫁给了徐跃荣。

老照片：骑自行车的民警

李焕志问老黄：“徐跃荣在村里干什么活？”

老黄回答：“他又不会干庄稼活，就在大队部搞搞卫生，我村有个知青点，他也为知青点搞搞卫生。他还会理发，所以还在大队理发室给人理理发。”

李焕志：“他会写毛笔字吗？”

老黄：“会，有时上边布置工作，让他给写些标语。”

李焕志：“这些标语还在吗？”

老黄：“都是临时写的，事一完，风一吹就没有了。”

众人走近徐跃荣家时发现门上着锁，于是三个民警就从单扇门的两边窗玻璃上向里观察屋内的情况。看到靠西墙的大墙柜上放有一个高粱秸编成的放食物的盖帘儿，上面放着半盖帘儿包好的生白面饺子。

看罢，李焕志直起身来问老黄：“他家门锁了，人都哪去了？”

老黄：“昨天一早，我还没起，徐跃荣隔墙叫我，说要回北京看看。他和前妻的儿女们还有联系。他还说他媳妇和孩子回娘家了，要我帮忙看下家。”

李焕志：“徐跃荣回北京赶市郊火车要起早，他媳妇回娘家又带着孩子起那么早干吗？再说干嘛还剩下这么多饺子啊？他媳妇的娘家在哪？”

老黄：“铁路东，涿州镇的莲池大队，离这里二十多里路。”

李焕志：“二十多里路，何必要起这么早？徐跃荣和于书英的夫妻关系怎么样？”

老黄：“刚结婚时还可以，近年来总是争吵。我们两家离得近，一吵总免不了过来劝架。”

李焕志：“最近吵了吗？”

老黄：“吵，天天吵，就是前天晚上还吵了，昨天一早才走的。”

李焕志：“吵的什么？”

老黄：“前天晚上他俩天一擦黑就吵，吵到半夜也没停。后来我听还打起来了，我就过来劝架。我站在他家屋门前，对他们说：‘你们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整天吵什么？’徐跃荣也不开门，在屋里说：‘大叔，你就别管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过来时还听见孩子哭，这时孩子不哭了，听不见于书英说话。我见没法劝，只好在院里说：‘都过半夜了，别吵了！’就回家了。”

李焕志：“你听他们打架时怎么说的，什么动静？”

老黄：“不知徐用什么东西打媳妇，听着通通地响，就像劈柴的声音。”

李焕志：“听见大人和孩子的哭喊吗？”

老黄：“只听见孩子哭喊，后来不哭了，一直没听见于书英的声音。今天徐跃荣在北京的女儿和对象还来找过他，一见门锁着就走了。”

老黄说到这，李焕志想起他们进村的时候遇到过一男一女，男的穿黄绿色的人字呢旧校官军装，肩上还有肩章的痕迹。从两人的穿着打扮来看，一看就不是本地人。通过描述二人的体貌和衣着打扮，老黄确认这两个人就是徐跃荣在北京的女儿和她对象，那男的自称是刚退伍，准备去北京市公安局报到的。

李焕志对此表示怀疑：徐跃荣是刑满释放人员，哪个在北京市公安局上班的民警能和他女儿搞对象？就算搞了对象，到结婚的时候组织上能批结婚报告吗？于是李焕志又问老黄：“徐跃荣和他前妻的女儿之前常来看他吗？”

老黄：“他女儿轻易不来的，反正我是第一次见她来。”

李焕志和孔繁瑞、田书瑞商量后决定想办法好好看看徐跃荣家屋内的情况，时年27岁的李焕志仗着身强力壮，跳上窗台，推开了单扇门上端的顶风窗扇后向屋内张望，发现屋内的墙上、地上和天顶棚上到处都是喷溅状和擦蹭状的血迹，李焕志见状大叫“不好”，然后跳下窗台，对老黄说：“有情况，你马上去叫村支书、治保主任到这里来，我们砸门进屋搜查，注意保密。”

老黄慌忙转身出去了，不多时西沙沟大队村支书老薛和治保主任老李赶到现场，在村干部们的见证下，李焕志用尽全力飞起一脚将门踹开，一行人冲进屋里，看见北墙和顶棚上都有喷溅的血迹，炕上有大片擦拭过的血迹，地下还扔着一团沾满血迹后已变成红色的毛巾，炕上的被褥上血迹斑斑，还有散乱的一团团的头发粘在一起，在炉炕内还发现了两件烧掉了一半血衣和一条烧剩一小半的女人穿的血裤衩。

孔繁瑞在墙柜和靠墙的缝之间发现了一把血迹斑斑、粘着头发、刀口缺了好几块的菜刀，很显然这是杀人的凶器。

众人在三间屋内一阵搜查，最终在一间堆放杂物的杂物间的一堆稻糠包底下发现了三具一丝不挂的女尸，经村干部辨认，这三具女尸正是时年40岁的于书英和她的5岁的二女儿、3岁的小女儿。

老薛惊呼：“出人命了！”

李焕志连忙吩咐老薛：“不要慌，马上让民兵来院里保护，封上屋门，就说有政治问题要查，夜里也要保护现场，等公安局来人。”

老薛此时已经完全慌了手脚，只知道依照李焕志的吩咐安排。然后李焕志等三人火速骑车返回局里向邢德春局长汇报，邢德春一听大惊，立即上报保定地区公安处，请求法医勘查现场。又指示治安股同铁路公安协作，通缉杀人嫌疑犯徐跃荣。

2月4日一早，邢德春局长亲自带着十多名干警驱车赶到现场，到11时左右保定地区公安处的郭树法医等一众技术人员也赶到现场，此时三具尸体已经从屋里被抬到了屋外铺着的芦席上，由郭树法医在涿县公安局技术股的技术员师玉吉等人的协助下对三具尸体进行尸检——确定于书英是被菜刀砍击头部造成大出血而死，而两个女孩死于扼掐脖颈造成的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应该在2月2日夜里至2月3日凌晨这段时间。

据了解，于书英还有个七岁的大女儿，由于一直和她姥姥一起住，所以逃过了一劫。分析认为，于书英的丈夫徐跃荣有重大作案嫌疑。

2月5日下午，北京铁路局公安处丰台站派出所打电话给涿县公安局：三天前，派出所民警发现一个可疑的人在丰台站站前广场转悠，一连转悠了三天，民警上前盘问，对方言语支吾，遂将其带到派出所盘问，最后该人承认自己叫徐跃荣，是涿县人。

老照片，70年代的丰台站站房

一听徐跃荣已经在丰台站被扣下，涿县公安局教导员李少先带着治安股民警张立群和胡为民立即乘坐火车赶往丰台，将徐跃荣押回涿县。由邢德春局长和治安股股长高贺林亲自负责审讯，而李焕志则负责做笔录。李焕志打量了一下徐跃荣，之前还见过，给自己理过发，理发的手艺还非常不错。他中等身材，显得瘦削文弱，衣服很合身，也很整洁。一般人是无法把眼前这个白白净净略显单薄的中年男子和杀人的凶犯联系起来。

邢德春问：“徐跃荣，你为什么要杀害妻女？”

徐跃荣：“我怀疑于书英 和大队一个干部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但没有证据，为此我俩总是吵架。2月2日夜里我们又吵起来了，于书英骂我疑神疑鬼、血口喷人。我待她熟睡后起了杀心，拿起菜刀砍她的头部，于书英被砍醒后费劲的呻吟说：‘你这是干吗？你要砍死了我，你也活不了。’我不搭理她，继续砍下去，她的叫声把孩子给惊醒了，哭声惊醒了邻居老黄，他站在屋外劝架。我怕他敲门进来，也怕孩子出声说出实情，于是我压在于书英身上，一手掐住一个孩子的脖子，对屋外说：‘你就别管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你回去吧！’不久，于书英和两个孩子都没气了。”

邢德春：“如果老黄硬要敲门进来劝架，你怎么办？”

徐跃荣：“那也没办法，为了脱身，我也只能杀他了。”

邢德春：“你在北京有儿女，即便与前妻离婚了孩子们也还是你的亲人。你外逃中传信到家里，你女儿还带人来村里看你，可见对你还有亲情。在西沙沟，你当初来时孤身一人，别人给你介绍了于书英，说明她和你有缘。你干不了庄稼活，村里又照顾你给你安排工作。你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起嫉妒之心，毫无人性地将于书英杀死。两个孩子何罪之有？”

高贺林：“你在人家招赘数年，人家收留了你，你却如此回报。你真是毫无人性的冷血动物，禽兽不如！”

徐跃荣：“别说了，我不是人，事已做下了，赶紧枪毙了我算了。”

邢德春：“那是自然，你以一命抵人家三命，死有余辜。等着接受审判吧！但你必须把犯罪事实交代清楚，杀人后你又干了些啥？”

徐跃荣：“我杀人后认为不能在村里待了，就乘坐火车去北京，找我前妻取钱和粮票准备外逃，害怕被公安盘查，所以不敢坐直达北京永定门车站的车去前妻家，因为永定门站距离北京市区太近，车站治安检查得严，我怕露出马脚，所以选择在远离市区的丰台站下车。下车后我用公用电话给前妻家打了电话，是我大女儿接的电话，我说我出事了，要躲一躲，要她准备点钱和粮票，等我来取（他万万没想到他女儿和对象就直接去涿县找他了）。结果还没等我想好怎么去前妻家时，就被丰台站的铁路派出所给扣了，命啊！”

不过，当保定地区公安处技术部门将徐跃荣的笔迹和反动大字报上的笔迹进行文检比对后得出结论：两者不能作同一认定。换句话说，反动大字报不是徐跃荣写的（事后查明，这张反动大字报是一个出身书法世家、又是“批林批孔”的狂热分子出于讨好四人帮的目的写的）。

最终，徐跃荣被判处死刑并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