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日籍华人纷纷回国，还希望“祖国”接纳，中国会不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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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迅猛腾飞，高收入水平与优越的生活条件吸引着无数人远赴东瀛寻求机遇。

数十年光阴流转，形势已然逆转，日本陷入长期经济低迷，社会竞争加剧，生活重压日益沉重。

与此同时，曾被他们舍弃的故土——中国，已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高铁纵横交错，移动支付无处不在，发展奇迹令世界瞩目。

面对巨大的境遇反差，大量拥有日本户籍的华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根源，内心涌动起回归祖国的渴望。

如今，他们如同当年争先恐后奔赴日本一般，拼尽全力想要重返中国，可这片土地是否仍愿意张开双臂迎接他们？

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国民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普通人月收入不过几十元人民币。

而仅一海之隔的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的巅峰时期，都市中摩天大楼林立，商场内商品丰富到令人眼花缭乱，在餐馆洗碗也能轻松实现月薪过万。

“去日本赚钱”这一念头，如火种般在亿万民众心中点燃，并迅速蔓延开来。

那时的人们为了踏上日本的土地，几乎倾尽所有手段。

办理手续需资金支持，便四处筹借，东拼五十西凑一百，终于凑齐旅费后便带着干粮踏上征途。

有人铤而走险，通过非法中介安排假婚姻，与素未谋面的日本人登记结婚，只为换取一张通往异国的合法通行证。

对于既无财力又无人脉者，则选择跟随“蛇头”偷渡，蜷缩于货轮密闭黑暗的舱底，连续数日不敢发出声响。

一旦遭遇风暴或触礁事故，极有可能命丧大海，尸骨无存。

尽管前路充满未知与危险，但众人心中信念坚定：只要抵达日本，就能摆脱贫困命运，开启崭新人生。

然而现实很快击碎了幻想。这些赴日者大多缺乏合法居留身份，无法从事体面职业，只能沦为黑工，也就是所谓的“技能实习者”。

所谓技能实习者，实质上是低薪劳工的代名词，名义上称作技术培训，实则毫无发展前景，仅是一个体面称呼而已。

他们被分配至日本人不愿涉足的“3K行业”——肮脏（Kitsui）、危险（Kiken）、辛苦（Kirai）的工作现场。

白天在高危建筑工地搬运建材，或在气味刺鼻的水产加工车间长时间劳作，亦或在高温大棚中辛勤劳作；夜晚还要赶往中餐馆清洗堆积如山的餐具。

每日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已是常态，手指磨破起泡也必须坚持作业，丝毫不能停歇。

加班更是家常便饭，且常常面临工资克扣问题，即便付出超负荷劳动，最终到账金额却大打折扣。

好在日本当时的时薪水平极高，即便是外籍研修人员，每小时也能获得500至600日元报酬。

换算成人民币，单日收入可达198至240元，远超国内整月工资。

他们节衣缩食将大部分收入汇回家乡，足以支撑全家人的基本开销，甚至改善住房条件。

进入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轰然崩塌，股市暴跌，企业接连倒闭，失业率攀升至历史高位。

过去哪怕是最底层的工作，至少还能勉强维持生计。

可此时连本土居民都在为就业焦虑，清扫街道都有众多日本人争相应聘，更不用说外来研修生了。

失去工作后，许多人身无分文，连回国机票都无法负担，只得流落街头，靠捡拾便利店丢弃的过期饭团果腹度日。

正当日本经济深陷泥潭之际，中国的改革浪潮正席卷全国，迎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开放全面提速，市场机制活力彻底释放。

南方地区的变迁尤为显著，珠三角与长三角工厂昼夜运转，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只要肯吃苦耐劳，就有机会赚取可观收入。

东莞的流水线女工每天踩着铃声上下班，双手在电子元件间快速穿梭，虽然频繁加班，但月薪可达八百以上，甚至超过家乡公务员待遇。

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女孩，省吃俭用三个月便寄钱回家建起新房；工作满一年后积攒的资金足够购买一辆当时极为稀有的嘉陵摩托车，返乡时引来全村围观。

随后外资企业纷纷进驻中国市场，带来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设备，一线工人薪资逐年提升。

北方传统工业城市也开始复苏转型，沈阳某机床厂实施技术改造，经验丰富的技工学习新操作流程后，奖金数额甚至超过基础工资。

曾经舍不得经常买肉的家庭，不到半年就换上了21英寸彩色电视机，邻里亲友络绎不绝前来观看节目。

就连街角修鞋摊主也顺应趋势拓展服务项目，增加擦鞋、配钥匙等业务，半年积蓄购入二手面包车用于运输货物。

后来干脆租下市场内的小店面，雇佣两名学徒协助经营，生活水平远超许多机关单位职员。

这正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改革打开了财富之门，普通百姓只要勤奋努力，便有机会积累资产，实现住大房、开新车的梦想。

迈入新世纪，中国的发展速度令全球震惊。

高铁网络从零起步，构建起“四纵四横”的庞大体系，覆盖全国主要城市，最高时速达350公里，远远超越日本新干线的技术水平。

移动支付的普及彻底重塑国民生活方式，无论是早餐摊贩、水电缴费还是商场购物，只需一部手机即可完成交易。

而在日本，现金支付仍是主流，便利店收银台前总能看到顾客翻找零钱的身影。

中国经济持续飞跃，日本却深陷“失落的三十年”，增长停滞，社会节奏趋于缓慢。

那些在日本奋斗多年的华人，不少已步入中老年，在异国每日重复着枯燥的体力劳动，晋升通道完全封闭。

反观国内同乡，不少人借助中日贸易、跨境电商实现了财富跃迁，这让漂泊者内心产生强烈心理落差。

曾经令人向往的“日本梦”逐渐褪色，“归国潮”悄然兴起。

但真正着手回国时他们才意识到，今日的中国早已不是想回就能顺利回归的地方。

事实上，许多中国人赴日后因种种原因选择加入日本国籍，即法律意义上的“归化”。

因此他们面临的首要障碍便是国籍归属问题，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制度。

若想回归中国，必须首先向日本政府提交退籍申请，过程繁琐，需提供详尽资料，并经历至少六个月以上的审核期。

退出日本籍后，更为艰难的是申请恢复中国国籍。根据现行法规，申请人必须具备合理理由。

要么是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掌握关键技术并被国内机构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要么是在中国境内有直系亲属，例如父母、配偶或子女为中国公民。

对于大多数归化者而言，唯一可行的理由便是“近亲属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证明材料要求极其严格。

首先须向出入境管理部门递交身份文件、亲属关系公证、定居意向书等一系列书面材料；其次审批周期漫长，通常需一至两年时间，且获批概率极低。

许多人最终因“正当理由”认定不足而被驳回，耗费大量精力却未能如愿以偿。

即便侥幸解决了国籍难题，心理层面的障碍依然难以逾越。

当年他们怀揣致富梦想离开故土，如今归来却发现，留在国内的老邻居有的创办企业，有的购置豪宅，自己多年积攒的日元存款在国内买房都显得捉襟见肘。

偶然遇见旧识，对方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眼神中流露出的微妙神情总会让他们感到局促不安，那些未曾言明的评价仿佛细针扎心。

这种强烈的对比使许多人宁愿继续在日本漂泊，也不愿回到熟悉的环境中承受无形的压力。

此外，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让他们的回归之路异常艰难。

中国数字化进程飞速推进，他们离国二三十年后再归来，竟不知如何用手机购买一瓶矿泉水，不懂医院线上挂号流程，也不清楚公交扫码乘车的方法。

每一次尴尬出错，都会引来旁人注视与议论，令其倍感难堪。

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子女教育。外籍儿童入学需提供居留许可、学历认证、成绩单翻译等多项文件，部分优质学校还设有额外门槛。

社会保障方面，他们在日本缴纳的养老保险无法与中国体系对接，过往缴费年限作废，需重新缴满十五年方可领取养老金。

他们的经历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个体命运始终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

无论身处何地，唯有主动适应时代变革，积极融入社会发展洪流，才是长久立足的根本之道。

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