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死一样的寂静。
我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在摩擦朽木。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说完了。
对面坐着二十三个人,是我过去五年里,一个个亲手招进来的。
从第一个员工,那个刚毕业、紧张到话都说不利索的实习生小李,到现在他已经能独当一面,成了设计组的顶梁柱。
到最后一个,上个月刚入职的前台,一个眼睛亮晶晶的小姑娘,还在试用期。
现在,他们用同一种眼神看着我。
一种混合着震惊、茫然、失望,还有一丝丝怜悯的眼神。
“所以,公司……没了?”小李的声音在发抖。
我点点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怕看到那里的光熄灭。那光,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曾是我的光。
“没了。”
这两个字,我用了大概一辈子的力气才说出口。
喉咙里像是被灌了铅。
“资金链断了,新一轮的融资没到,老的投资方撤资。我把房子、车子,所有能抵押的都抵押了,还是堵不上窟窿。”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对不起。”
除了这三个字,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梦想、蓝图、未来、期权……所有我曾向他们许诺过的东西,在这一刻,都变成了一个屁。
一个响亮,但无比空洞的屁。
没有人说话。
死寂。
比刚才更可怕的死寂。
我从牛皮纸袋里,拿出一沓沓信封,里面是他们这个月的工资,和按照劳动法规定,我能给出的最高额度赔偿金。
“这是N+1的补偿,还有这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
我把信封一个个推过去,推到每个人的面前。
像是在举行某种告别仪式。
“江总……”
开口的是张哥,公司的技术总监,一个四十多岁、头发已经半白的中年男人。他跟着我最久。
“别说了,张哥。”我打断他。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是我没本事,把大家带进了沟里。别安慰我,也别骂我,我受不起,也没脸听。”
我站起来,朝着所有人,深深鞠了一躬。
九十度。
腰弯下去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骨头错位的声音。
也许是错觉。
但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彻底断了。
“散了吧。”
“去找下家吧,大家的简历我都清楚,能力都没问题。是我耽误了大家。”
“以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只要我还能做到,随时找我。”
说完,我逃一样地走出了会议室。
我没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躲进了楼梯间。
我从口袋里摸出烟,手抖得厉害,打了三次火才点着。
烟雾呛进肺里,我猛烈地咳嗽起来,咳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没有。
或许只是烟太呛了。
一支烟抽完,外面走廊上传来拖动箱子、椅子摩擦地面的声音。
他们开始收拾东西了。
我的兵,我的团队,我引以为傲的“家人”,正在离开。
我像个懦夫一样,躲在这里,不敢出去看最后一眼。
我怕自己会忍不住跪下来求他们别走。
可我拿什么留?
用那些还没变成厕纸的股权书吗?
讽刺。
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的声音渐渐稀疏,最后彻底消失了。
世界安静了。
我推开楼梯间的门,走进空无一人的办公区。
傍晚的夕阳从巨大的落地窗照进来,把整个空间染成一片刺眼的金色。
那些曾经坐满了人的工位,现在空空荡荡。
桌面上还残留着他们匆忙离开时留下的痕迹。
一杯没喝完的咖啡,一个卡通手办,一本摊开的笔记本。
我一个个看过去,每个工位后面,都仿佛还坐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小李在抓耳挠腮地改稿,张哥在聚精会神地敲代码,前台小姑娘在偷偷补妆……
我眨了眨眼。
幻觉消失了。
只剩下满地的狼藉,和一屋子的灰尘在夕阳里跳舞。
完了。
全完了。
我像个被抽掉脊梁骨的软体动物,瘫倒在自己的老板椅上。
这把花了我一万多块买来的人体工学椅,此刻坐上去,硌得我浑身都疼。
我闭上眼,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是马伟。
我那个曾经可以穿一条裤子的合伙人,我大学睡在上铺的兄弟。
是他,拿着我全部的信任,挪用了公司最大的一笔流动资金,去投了一个他妈的狗屁区块链项目。
然后,血本无归。
等我知道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他跪在我面前,哭得像条狗,求我原谅。
我一脚把他踹开。
原谅?
我拿什么原谅?
拿这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饭碗吗?
我把他告了,可钱追不回来,人也跑去了国外。
留给我一个巨大的烂摊子。
我恨。
我恨不得把他从地球的另一端抓回来,一刀一刀剐了。
可恨有什么用?
恨不能让公司起死回生。
恨不能让我的员工回来。
我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狠狠砸在地上。
“哐当——”
清脆的响声,在这空旷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碎片溅得到处都是。
我死死地盯着那些碎片,感觉自己也像这个杯子一样,碎了。
“江总。”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抬起头。
门口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扫帚和簸箕。
是陈阿姨。
公司的保洁阿姨,五十多岁,平时沉默寡言,总是默默地在各个角落里忙碌。
我对她的印象,仅限于她每天早上会帮我把我办公室的绿萝浇好水。
她怎么还没走?
我忘了。
保洁是外包公司的,不属于我的员工。
遣散名单里,自然没有她。
“您……没事吧?”她看着地上的玻璃碎片,小心翼翼地问。
我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
我现在的样子,一定狼狈得像条丧家之K。
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
她没再问,只是走进来,佝偻着背,开始默默地打扫那些玻璃碎片。
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成了这空间里唯一的声响。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有些恍惚。
所有人都走了。
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走了,经验丰富的老将也走了。
那些曾和我一起分享过成功喜悦,也曾在我失意时拍着我肩膀说“挺住”的兄弟们,都走了。
最后留下的,竟然是这个我连她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的保洁阿姨。
何其荒诞。
她很快收拾好了碎片,用抹布把地面擦干净,然后提着垃圾袋,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她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
“江总,天黑了,早点回家吧。”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浓重的口音。
“家?”
我自嘲地笑了一声。
为了堵公司的窟窿,我唯一的房子,那个我和前妻一起买的房子,也卖了。
我现在,连家都没了。
“我不走。”我对她说。
“我得守着这里。”
守着什么呢?
守着一堆卖了都换不回一个厕所的破铜烂铁吗?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只是不想动。
像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只想趴在自己的洞穴里,静静地等待死亡。
陈阿姨看了我一会儿,没再说什么,提着垃圾袋走了。
办公室的门,被她轻轻地带上了。
我又变成了一个人。
我不知道坐了多久,直到窗外的天色完全黑透,城市亮起了万家灯火。
那些星星点点的光,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
胃里开始隐隐作痛。
我才想起来,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拉开抽屉,想找点吃的,里面只有半包过期的苏打饼干。
我捏起一片,放进嘴里。
又干又硬,难以下咽。
就像我此刻的人生。
门,又被推开了。
我以为是催缴物业费的,或者是哪个债主找上门了。
我头也没抬,有气无力地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江总,是我。”
还是那个声音。
陈阿姨。
她手里提着一个保温饭盒,慢慢地走了进来。
“我……我看您一天没吃东西了,回家给您拿了点饭。”
她把饭盒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打开。
一层是米饭,另外两层,一层是炒青菜,一层是番茄炒蛋。
最简单的家常菜。
却在打开的瞬间,香气扑鼻。
我的胃,不争气地叫了一声。
我看着她,她有些局促地搓着手,那双手,因为常年接触清洁剂,显得粗糙又红肿。
“我……我不知道您爱吃什么,就随便做了点。”
“谢谢。”我的声音嘶哑。
“不用……不用谢。”她连忙摆手,“您快趁热吃吧。”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口番茄炒蛋。
酸甜适中,鸡蛋炒得很嫩,带着一点点葱花的香味。
是我妈以前常做的味道。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饭,试图用咀嚼的动作,掩饰自己即将失控的情绪。
太他妈丢人了。
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被一盘番茄炒蛋搞得想哭。
陈阿姨就站在旁边,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吃,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
“您慢点吃,别噎着。”
我点点头,嘴里塞满了饭菜,说不出话。
一盒饭,我吃得干干净净,连菜汤都用米饭刮了一遍。
吃完,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身体里有了一点暖意。
“多少钱?”我从钱包里摸索。
“哎哟,江总,您说这个干啥!”她急了,“不值钱的,就是家里的一口便饭。”
“不行,我不能白吃你的。”我坚持。
“您要是真过意不去,”她想了想,“就把这饭盒给我就行,明天我再给您带。”
明天?
我愣住了。
“明天……你还来?”
“来啊。”她理所当然地说,“我跟保洁公司的合同还没到期呢,这层楼的卫生,还得我负责。”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
我在心里自嘲地笑了笑。
想什么呢,蒋峰。
人家只是在尽本分而已。
“行,那……谢谢了,陈阿姨。”
“不客气。”
她收拾好饭盒,又像昨天一样,叮嘱我早点回家,然后离开。
接下来的日子,就以这样一种诡异的模式进行着。
白天,我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像一具行尸走肉。
接债主的电话,跟法院的人周旋,跟闻讯而来的二手办公家具商讨价还价。
每卖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像是在从我身上割肉。
那些曾经承载着我们梦想和汗水的物件,在他们眼里,只值那么区区几百块钱。
“蒋老板,你这批电脑配置都过时了,主机显示器一套,给你三百,不能再多了。”
“这套沙发,皮都磨损了,五百块,你卖就卖,不卖我走了啊。”
我咬着牙,把一个个“滚”字咽回肚子里。
我需要钱。
我需要钱去填补最后的窟窿,支付拖欠的供应商款项。
我得保住我最后那点可怜的信用。
而每天傍晚,陈阿姨都会准时出现。
她先是默默地打扫卫生,把被二手贩子弄得一团糟的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
然后,她会给我带来一盒热腾腾的饭菜。
有时候是饺子,有时候是面条,有时候是两菜一汤。
她好像摸清了我的口味,做的菜越来越合我胃口。
我们之间的话依然不多。
她做她的事,我吃我的饭。
但她的存在,就像一根细细的线,在我即将坠入深渊的时候,轻轻地托住了我。
让我不至于彻底失重。
有一天,银行的人又打电话来催贷,言辞激烈,极尽羞辱。
我挂了电话,再也控制不住,把手边能拿到的一切,全都扫到了地上。
文件,笔筒,台灯……
我像一头困兽,在自己制造的废墟里疯狂咆哮。
“为什么!为什么!”
“马伟!你个狗日的!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吼得声嘶力竭,最后瘫倒在地上,像个一样,又哭又笑。
陈阿姨就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我发疯。
她没有害怕,也没有劝阻。
等我闹够了,力气也耗尽了,她才走进来,像往常一样,开始收拾残局。
她把散落的文件一张张捡起来,叠好。
把摔坏的台灯扶起来,虽然它再也亮不了了。
我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看着她忙碌的背影,突然开口。
“陈阿姨,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笑?”
她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没有。”她摇摇头,“我觉得您心里苦。”
心里苦。
这三个字,像一把锥子,精准地扎进了我最柔软的地方。
比任何安慰的话都管用。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说。
“公司没了,钱没了,兄弟们也散了,老婆也跟我离了……我他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这些话,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过。
父母面前,我报喜不报忧。朋友面前,我死要面子活受罪。
可对着这个只给我做了几天饭的保洁阿姨,我却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也许是因为,在她面前,我不需要任何伪装。
我只是一个吃不上饭的可怜虫。
“人这辈子,哪能没个坎儿呢。”
她终于收拾完了,在我身边蹲下来。
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混合着油烟味,飘进我的鼻子里。
“我男人走得早,那年我才三十出头,儿子还在上小学。天都塌了。”
她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过去。
“家里没钱,亲戚躲着走,我一个人打三份工,白天在饭店洗盘子,晚上去给人做钟点工,半夜再去批发市场帮人搬菜。”
“有一次发高烧,烧到四十度,还不是得去给人家擦地板。擦着擦着,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医院了。是那家主人送我去的。”
“我第一反应不是谢他,是问他,今天的工钱还给不给。”
她说着,自己都笑了,眼角的皱纹像一朵绽开的菊花。
“那时候就一个念头,我不能倒。我倒了,我儿子怎么办?”
“坎儿再大,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她看着我,目光温和而坚定。
“江总,您比我那时候强多了。您年轻,有文化,有本事。这点事,压不垮您的。”
我看着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那些所谓的痛苦,在她的人生面前,显得那么矫情,那么不值一提。
“谢谢你,陈阿姨。”
这一次,我是发自内心地说。
“快起来吧,地上凉。”她伸出手,想拉我一把。
我没有让她拉,自己撑着地,站了起来。
是的,我得站起来。
像个男人一样。
从那天起,我不再自怨自艾。
我开始积极地处理公司的善后事宜。
清算资产,变卖设备,偿还债务。
陈阿姨成了我唯一的“员工”。
我跟她说,保洁公司那边的工作可以先停了,我按双倍的工资雇她,帮我一起收拾这个烂摊子。
她没同意,也没拒绝,只是每天来得更早了,走得更晚了。
她不仅做保洁,还帮我一起整理文件,把有用的和没用的分开。
帮我一起给那些办公设备拍照,挂到二手网站上。
她甚至学会了用电脑,帮我回复那些买家的咨询。
虽然她打字很慢,一个一个字母地敲,但她很认真。
“江总,这个叫‘刀’是什么意思?是要拿刀来砍价吗?”她指着屏幕上的“小刀”二字,一脸困惑。
我被她逗笑了。
这是公司破产以来,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
“不是,阿姨,这是网络用语,就是说可以稍微便宜一点。”
“哦哦,这样啊。”她恍然大悟,“那咱们这个椅子,能‘刀’多少?”
“不能刀,已经是地板价了。”
“好,那我跟他说,地板价,爱要不要。”
看着她一本正经地在键盘上敲下“地板价,爱要不要”这几个字,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日子就在这种忙碌又带着一丝荒诞的氛围中,一天天过去。
办公室里的东西越来越少,空间越来越大。
我和陈阿姨,就像两只勤劳的蚂蚁,一点点地把这个曾经满载我梦想的“巢穴”搬空。
这期间,马伟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联系我,说想跟我谈谈。
我拒绝了。
没什么好谈的。
我不想再看到那张让我恶心的脸。
朋友劝我:“见一面吧,他好像是想给你一些补偿。”
补偿?
我冷笑。
他拿什么补偿?
他毁掉的,是钱能衡量的吗?
但最后,我还是答应了。
不是为了钱,我只是想当面做个了断。
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
几个月不见,他瘦了,也憔悴了很多,但身上那股投机者的油滑气息,一点没变。
“阿峰,对不起。”他一坐下就说。
我看着他,没说话。
“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了。那个项目,我是被朋友骗了,我也是受害者。”他试图解释。
“说重点。”我打断他。
“我……我这次回来,是想把这个给你。”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里面有二十万。我知道,跟公司的损失比,杯水车薪。但这是我目前能拿出来的所有钱了。”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有动。
“我老婆跟我闹离婚,房子也卖了,这是我分到的一半。”他苦笑着说。
“你觉得,这二十万,能买回什么?”我问他。
“买不回。”他低下头,“我就是想……求个心安。”
“心安?”我笑了,“马伟,你毁掉的,不只是一家公司,是二十多个人的饭碗,是他们对未来的指望。你毁掉的,是我对‘兄弟’这两个字的全部信任。”
“你现在跟我谈心安?”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他的脸上。
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阿峰,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
“从你挪用公款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是兄弟了。”
我站起来。
“钱,我收下。不是原谅你,是拿去还债。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也别再见了。”
说完,我拿起那个信封,转身就走,没有一丝留恋。
走出咖啡馆,阳光刺得我眼睛疼。
我拿着那二十万,感觉沉甸甸的。
这点钱,对于公司的债务来说,确实是杯水车薪。
但它至少能让我把拖欠最后一个供应商的款项结清。
也算是有个交代。
回到公司,陈阿姨正在用抹布擦拭最后几张要卖掉的办公桌。
擦得一丝不苟,像是对待一件艺术品。
“阿姨,别擦了。”我走过去。
“剩下的这些,买家下午就来拉走。”
“那也得擦干净点。”她说,“咱们的东西,不能让人家觉得是垃圾。”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暖流涌过。
“阿姨,走,我请你吃饭。”
“啊?不用不用,我带了饭了。”她指了指角落里的保温饭盒。
“今天不吃盒饭,我请你吃大餐。”
我拉着她,不容她拒绝。
我带她去了公司附近一家挺高档的餐厅。
以前公司签下大单,我就是在这里请员工们庆功的。
陈阿姨一进去就显得很拘束,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江总,这……这得花不少钱吧?”
“没事,今天我高兴。”
我点了几个她可能爱吃的菜,也给自己点了一瓶啤酒。
“阿姨,我敬你一杯。”我举起酒杯。
“这几个月,谢谢你了。”
“没有你,我可能真的就趴下了。”
“江总,您千万别这么说。”她端起面前的茶水,有些手足无措。
“我……我也没做什么。”
“你做的,比所有人都多。”
我一饮而尽。
那顿饭,我们聊了很多。
她跟我讲她那个在老家上大学的孙子,学习多好多听话,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我跟她讲我创业时的趣事,讲我那个曾经像亲兄弟一样的合伙人。
讲到最后,我没忍住,还是哭了。
像个孩子一样,在她面前,哭得稀里哗啦。
她没劝我,只是默默地给我递纸巾。
等我哭够了,她才轻轻地说:“哭出来就好了,江总。憋在心里,会憋出病来的。”
“以后,都会好起来的。”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最后是怎么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办公室的,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公司又回来了。
所有员工都围着我,笑着,闹着。
小李拿着最新的设计稿,兴奋地跟我说:“江总,这次我们一定能拿奖!”
张哥拍着我的肩膀说:“阿峰,我就知道你行!”
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一切都那么温暖,那么美好。
我笑着,笑着,然后就醒了。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
我躺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身上盖着一件带着樟脑丸味道的旧大衣。
我知道,那是陈阿姨的。
办公室里,已经空无一物。
所有的桌椅,电脑,文件柜,全都不见了。
只剩下地板上一些无法清除的划痕,证明着它们曾经存在过。
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照进来,空旷得让人心慌。
陈阿姨正在做最后的清扫。
她把地板拖得锃亮,把窗户擦得一尘不染。
好像这还是那个即将迎来一天忙碌工作的办公室。
“阿姨。”我坐起来,嗓子有点哑。
“您醒了?”她回头对我笑了笑,“我煮了点粥,在茶水间温着,您去喝点吧。”
我走进茶水间。
电磁炉上,一个小锅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一锅白粥,里面撒了点葱花。
我盛了一碗,慢慢地喝着。
胃里暖暖的。
“江总,咱们……是不是今天就要把钥匙还给物业了?”她走进来问。
我点点头。
“嗯,下午两点。”
昨天,我已经把最后的债务还清,也注销了公司的营业执照。
从法律上来说,我的公司,已经彻底死亡了。
这个我奋斗了五年的地方,从今天起,就再也跟我没关系了。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气氛有些沉闷。
“阿姨,”我喝完最后一口粥,放下碗,“这个月的工资,还有我之前答应你的奖金,我都转给你了。你查一下。”
我把变卖公司资产剩下的最后一点钱,凑了个整数,都给了她。
不多,但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她愣了一下,拿出手机,点了几下。
然后,她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大大的。
“江总!这……这也太多了!我不能要!”
“你应得的。”我说。
“这几个月,你是我唯一的员工,也是我的合伙人。这是你应得的分红。”
“不行不行!”她把手机往我面前推,“我就是打扫打扫卫生,整理整理东西,哪能拿这么多钱!您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快收回去!”
“我说了,你应得的。”我把她的手推回去,态度很坚决。
“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她看着我,眼眶红了。
“江总……”
“别叫我江总了。”我笑了笑,“我现在就是个无业游民,叫我小蒋,或者蒋峰就行。”
她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叫出口。
下午一点半,我们最后检查了一遍办公室。
确保所有水电都已关闭,没有任何遗留物。
陈阿姨把最后一点垃圾装进袋子,提在手上。
我们站在空旷的办公室中央,像是在和这个空间做最后的告别。
“走吧。”我说。
我们一起走出办公室,我拿出钥匙,锁上了那扇玻璃门。
“咔哒”一声。
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们把钥匙还给物业,办完了所有的手续。
走出写字楼大门的那一刻,下午的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我奋斗了五年的大楼。
曾经,我以为我会在这里,实现我所有的梦想。
现在,我却像个被赶出来的房客。
“江总……不,小蒋。”陈阿姨在我身边,轻声叫我。
我回过头。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她问。
打算?
我一片茫然。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不能再回到过去那种生活了。
那种被资本裹挟,被虚假的繁荣冲昏头脑的生活。
我想做点实在的事。
“还没想好。”我摇摇头,随即又笑了。
“不过,在想好之前,我得先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看着她,很认真地说:
“先请我的合-伙-人,吃顿饭。”
陈阿姨愣住了。
随即,她笑了。
那笑容,就像今天下午的阳光一样,温暖,明亮。
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
“好。”她说。
我们没有再去什么高档餐厅。
我跟着她,穿过几条车水马龙的大街,拐进了一个老旧的居民区。
那里的巷子很窄,两边的墙壁上爬满了青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复杂的生活气息。
“就这儿吧。”
她在一个连招牌都没有的小饭馆门口停了下来。
店面很小,只有四五张桌子,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正光着膀子在灶台前颠勺。
“老李,炒两个拿手菜,再来两瓶啤酒。”陈阿姨熟络地喊道。
“好嘞!陈姐,今天不忙啦?”老板回头,嗓门洪亮。
“不忙了,今天我请客。”陈阿姨笑着说。
她拉着我在一张靠墙的桌子边坐下。
桌子有点油腻,但她毫不在意。
很快,两盘热气腾腾的炒菜就上来了。
一盘辣子鸡丁,一盘蒜蓉青菜。
都是最简单的家常菜,却锅气十足。
“小蒋,尝尝。”她给我夹了一筷子鸡丁。
我尝了一口。
很辣,很香,很过瘾。
“好吃。”我说。
我们一边吃,一边喝着啤酒。
聊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闲事。
她问我老家是哪的,父母身体怎么样。
我问她孙子放暑假了会不会来城里玩。
我们就像一对认识了很多年的忘年交,而不是前老板和保洁阿姨。
“阿姨,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我问她。
“我啊,”她喝了一口啤酒,脸上泛起红晕,“我准备回老家了。”
“回老家?”我有些意外。
“嗯,孙子快考大学了,我想回去陪陪他。而且,你给我的那些钱,够我在老家县城里买个小房子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
“小蒋,谢谢你。”
“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还能有套房子。”
我心里一酸。
一套县城的小房子,对她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幸福。
而我,曾经随随便便就能签下几百万的单子,却从未觉得真正幸福过。
“是我该谢谢你。”我说。
如果没有她,我可能真的就成了一滩烂泥。
“以后别做保洁了,太辛苦了。”我叮嘱道。
“嗯,不做了。”她点点头,“回去就种种菜,养养鸡,给我孙子做好吃的。”
她描绘着未来的生活,脸上洋溢着向往。
那顿饭,我们吃到了天黑。
结账的时候,老板只收了成本价,说陈阿姨是老街坊,这顿他请了。
陈阿姨坚持要给,两人推来推去,最后还是我扫码付了钱。
走出小饭馆,晚风吹在脸上,很舒服。
“我送你回去吧。”我说。
“不用,就几步路。”她指了指巷子深处。
我们走到巷子口。
“那我走了,小蒋。”她说。
“你……多保重。”
“你也是,阿姨。”
我看着她转身,向着那片昏暗的灯火走去。
她的背影,依然有些佝偻,但脚步却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轻快。
我站在原地,看了很久。
直到她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黑暗中。
我拿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
一片死寂。
那些曾经和我称兄道弟的投资人、合作伙伴,在我出事后,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苦笑了一下,关掉手机。
也好。
正好把世界看个清清楚楚。
我没有回家,或者说,我也没有家可以回。
我在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房间很小,设施陈旧,但床单很干净。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脑子里不再是公司的那些破事,也不再是马伟那张可恨的脸。
我想的,是陈阿姨。
是她那双粗糙的手,是她那盒番茄炒蛋,是她说过的那些朴实无华的话。
“人这辈子,哪能没个坎儿呢。”
“坎儿再大,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失去的,是一家公司,一些钱,一些所谓的朋友。
但我得到的,或许是更珍贵的东西。
是一种从谷底爬起来的勇气,是一种看清生活真相后的平静。
第二天,我买了一张去南方的火车票。
我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不是东山再起,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
就是想踏踏实实地,为自己活一次。
临走前,我给陈阿姨发了条信息。
“陈阿姨,我去南方了。您多保重,等我安顿好了,再联系您。”
很快,她回了信息。
只有一个字。
“好。”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心里没有悲伤,也没有留恋。
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再见了,蒋总。
你好,蒋峰。
两年后。
我在南方一座滨海小城,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
民宿是我自己设计的,用的是我变卖公司资产剩下的最后一点钱,又贷了点款。
规模不大,只有六个房间,但我打理得很用心。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生意不好不坏,勉强糊口,但每天都很充实。
我学会了种花,学会了做菜,学会了跟天南地北的客人聊天。
我听了很多故事,也见了很多风景。
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平静。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喂,是……是小蒋吗?”
那个熟悉又有些遥远的声音,让我瞬间愣住了。
“陈阿姨?”
“哎!是我!”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
“我……我孙子考上这边的大学了,我送他来报到。听你说你在这边,就想问问……”
“在哪儿?阿姨,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接你!”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我开着我那辆破旧的二手五菱宏光,赶到了她说的大学门口。
我看到她了。
她站在人群中,还是穿着那件褪了色的外套,但精神很好。
她身边站着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一脸的青涩和好奇。
“陈阿姨!”我冲她挥手。
她看到我,笑得合不拢嘴。
“小蒋!你……你黑了,也壮实了。”
我把他们接到我的民宿。
“阿姨,这就是我现在的事业。”我笑着对她说。
她看着我那个种满了花草的小院子,看着那些被我擦得一尘不染的窗户,眼睛里闪着光。
“好,真好。”她不停地说。
晚上,我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
其中,有一盘番茄炒蛋。
“阿姨,尝尝我的手艺。”
她夹了一口,慢慢地嚼着。
“好吃。”她说。
“跟您做的,还差得远。”
她笑了,眼角泛起了泪光。
“比我做的好吃。”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
她告诉我,她用我给的钱,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孙子上了大学,她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自己。
我告诉她,我现在很满足,每天看着潮起潮落,迎来送往,觉得生活特别踏实。
“小蒋,你长大了。”临睡前,她对我说。
我愣了一下。
是啊。
我好像,真的长大了。
不是年龄的增长,是心智的成熟。
那场破产,就像一场高烧。
烧退了,人虽然虚弱,但也获得了新的免疫力。
第二天,我送他们去学校报到。
办完手续,陈阿姨坚持要走,说是不打扰我做生意。
我把她送到火车站。
检票口,她从一个布包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这是阿姨自己家种的花生,自己炒的,你留着下酒。”
我捏着那包还带着她体温的花生,鼻子一酸。
“阿姨,你……”
“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她拍了拍我的胳膊。
“好好干,以后日子长着呢。”
她转身,随着人流,走进了检票口。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这一次,我没有哭。
我只是笑着,用力地挥了挥手。
回到民宿,我打开那包花生。
一股浓郁的焦香扑鼻而来。
我剥了一颗,放进嘴里。
又香,又脆。
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花生。
我拿出手机,给我的民宿简介,加上了一句话:
“本店招牌菜:一盘能让你想起妈妈味道的番茄炒蛋。”
生活,总有坎坷。
但只要心里还有一盘番茄炒蛋的温暖,就总能找到走下去的勇气。
谢谢你,陈阿姨。
谢谢你,在我最黑暗的时候,为我点亮了一盏灯。
那盏灯,不亮,但足以照亮我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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