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春,一名美军高级参谋在朝鲜前线勘察敌军阵地时,站在山头愣了半天,后来转身对随行人员说了句气话:“这人根本不是来打仗的,是来修地道的。”翻译在一旁补了一句:“他说的是陈赓。”
这事儿听起来好像哪儿怪怪的。
可要是真把朝鲜战场上的那些地道、战壕、坑道图纸摊开来看,还真挺难反驳这句话。
只是说这话的人,大概没想到,这种“修地道”的方式,后来成了让他们最头疼的打法之一。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的朝鲜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
美军火力强 设备精良,空中优势几乎没断过。
志愿军呢,靠人力和战术灵活性硬顶。
打到后来,战线基本僵住了。
炮火在前线一轮轮地砸,双方都在找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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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陈赓接过了一个不太好干的任务。
其实陈赓这个人,很多人印象不深。
他不是最出名的那类将军,可是在真正的行家眼里,他是个主意多、脑子快、执行力强的“实干派”。
更重要的是,他懂得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不打。
说起来,他的朝鲜之行并不是一开始就安排好的。
战争爆发时,他正带着工作组在越南协助越南独立同盟军打法国人。
胡志明对他评价很高,说他身上有“老布尔什维克的风格”——言下之意,不光打仗厉害,政治上也很成熟。
1950年夏天,陈赓刚从越南回国没几天,抗美援朝的消息就传来了。
他主动请缨,没等安排,就往前线赶。
第一次入朝时,他并没有带兵,而是以“战地考察”的身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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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了哪儿?去了前线最靠前的一线阵地。
和士兵们聊天、一起吃饭、蹲坑道、看地图。
他不是来做表面工作的。
他问得最多的是:“你们最怕什么?”“战斗中有什么不方便?”“伤员怎么后送?”身边的参谋后来回忆说,那时陈赓随身带着个小本子,边听边记,晚上还自己画草图。
他参加了彭德怀主持的中朝高级将领会议,会后还留下来单独和彭老总聊了很久。
他提出的意见很实在:装备差就用机动性弥补,敌人强就避实击虚,打游击、打穿插、打夜战。
彭德怀听完后点头说:“你这套,能用。”
没过多久,他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三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
组建兵团这事儿急,兵员、指挥官、后勤,全都要他亲自挑。
陈赓没有在北京挑人,而是回了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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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熟,那边是他打完仗才交接的地盘。
他说:“我要的不是兵,是能打仗的兵。”
部队刚组建好,他的老伤犯了。
腿伤严重,走不了路。
中央让他留在北京养伤。
可他哪儿坐得住?腿稍微好点,就拄着拐杖上了朝鲜。
第二次入朝时,正赶上第五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刚刚经历了一次重挫。180师几乎全军覆没。
彭德怀气得拍桌子,连夜开会发火。
陈赓在一旁没说话,等彭老总情绪平复了,才悄悄找他谈了一夜。
后来他又找王近山谈话,点出指挥上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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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训,是分析,讲战例,找原因。
那段时间,他的腿还没彻底好,中央又让他回国养病。
可没过几个月,彭德怀自己也病倒了。
陈赓第三次入朝,这次是临时接任志愿军司令员。
他上任第一件事,不是整备部队,而是找工程兵。
他要搞一件“没人做过的事”——在朝鲜挖一整套完整的坑道体系。
“打小歼灭战”“零敲牛皮糖”这是他对战术的新定义。
不是大兵团决战,而是用坑道潜伏、反击、转移,逐步削弱敌人力量。
那时候他定下的坑道标准是:防空、防炮、防毒、防震。
连炊事班都得能在坑道里开饭。
工程兵一开始不理解:“司令,你是让我们盖房子还是打仗?”陈赓看着地图说:“这就是我们盖的阵地。
敌人炮弹再多,打不穿地底。”
这话后来被验证了。
上甘岭战役,志愿军靠着这套地下体系,在几十万发炮弹的密集轰炸下硬是顶住了。
美军计算过,为了打伤一个中国士兵,平均要发射660发炮弹。
这不是夸张,是战后他们自己写进报告的数字。
战后有美军军官亲自登山勘察,看着满山的地道发愣。
他说了一句:“就算再打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他不是在夸张,他是真的绝望了。
陈赓没有参与太多正面冲锋,但他做的这些,让战场变了样。
他是那个把“打仗”变成系统工程的人。
当然,他的战斗履历远不止这些。
早年黄埔军校出身,北伐、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他是打出来的将军。
他也不只是个“工程司令”。
他能带兵打仗,也能谈判做政治工作。
他做事不声不响,却步步见功。
他在志愿军中不是最早出场的,却是最晚一批离开的。
三次入朝,每次都带着不同的任务,每次都做了别人没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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