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袁大头

奶奶的樟木首饰盒最底层，垫着块褪色的红绸布，里面躺着枚圆滚滚的银元。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上面，银白色的表面泛着温润的包浆，正面刻着个留着八字胡的男人头像，边缘还刻着“中华民国三年”的小字。“这是你太爷爷传下来的袁大头，当年能换一担米呢。”奶奶捏着银元的边缘轻轻晃动，“叮”的一声脆响，像把百年前的时光敲醒了。在民国的四十多年里，袁大头不是普通的钱，是家家户户都认得的“硬通货”，藏着柴米油盐的烟火，也刻着时代更迭的痕迹。

袁大头其实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经名字叫“袁世凯像背嘉禾银币”。民国初年刚推翻清朝，天下的钱乱得很，各省都有自己造的银元，有的刻着龙，有的刻着省名，重量成色都不一样，老百姓花的时候还得先掂量换算，麻烦透顶。1914年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就想统一货币，专门成立了造币总厂，找了外国技师设计新银元。

新银元最显眼的就是正面的袁世凯头像，从肩膀到头顶都刻得清清楚楚，连头发丝的纹路都能看清。背面是两束交叉的嘉禾，就是长着饱满颗粒的稻穗，寓意着“五谷丰登”。因为头像占了大半个版面，老百姓就顺口叫它“袁大头”，喊着喊着就成了全国通用的名字。太爷爷那时候在北平的粮店当伙计，他常说：“自从有了袁大头，收粮再也不用对着十几种银元算账了，摸出一枚来，谁都认。”

袁大头刚造出来的时候，成色特别足，每枚重七钱二分，含银量高达九成。那时候的人鉴别袁大头有个土办法，用牙齿轻轻咬一下，银元上会留下浅浅的牙印——银质越纯，牙印越清晰。奶奶说她小时候跟着太爷爷去赶集，就见过小贩收银元时先咬一口，再对着太阳照一照，确认是真的才肯收。

袁大头不是只造了一种，不同年份的袁大头，身价和存世量差别大着呢。最常见的是“民国三年”“民国九年”和“民国十年”的，唯独“民国八年”的袁大头特别少见，现在收藏界都把它当宝贝。这可不是因为八年的袁大头刻得更精致，而是当年造币时出了岔子。

民国八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各国都在抢白银，中国的白银储备紧张，造币厂的原料不够，袁大头的生产时断时续。而且那时候造币厂还换了新的模具，雕刻头像的时候总出问题，光试模就花了大半年，真正造出来的袁大头没多少。太爷爷当年收过一枚八年的袁大头，粮店老板特意用红布包了给的，说“这枚能多换两升米”，后来太爷爷把它当传家宝，一直没舍得花。

除了年份，袁大头还有不同的“版本”。比如民国三年的袁大头，有的“年”字后面带个“造”字，有的没有；有的头像旁边的麦穗纹路密，有的疏。这些细微的差别，都是当年造币厂不同、模具不同造成的。爷爷年轻时喜欢研究这个，他说：“就像每个人的指纹不一样，每个造币厂出的袁大头都有自己的小记号。”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下台了，可袁大头却一直造到民国十年，甚至后来军阀混战的时候，有些地方军阀还在偷偷造袁大头。为啥？因为老百姓认它啊！那时候不管是军阀还是商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大家都信袁大头的成色，其他纸币说贬值就贬值，唯有袁大头能稳稳当当地当钱花。

在民国，一枚袁大头的购买力可真不低。太爷爷那时候在粮店当伙计，一个月的工钱也就三枚袁大头，却够养活一家五口人。奶奶给我算过一笔账：民国初年，一枚袁大头能买30斤大米，或者10斤猪肉，要是在北平城里租个小院子，一个月租金也就两枚袁大头。

袁大头是寻常人家的“救命钱”。有一年北平闹旱灾，米价涨了一倍，太爷爷手里的袁大头不够买全家的口粮，急得睡不着觉。后来他想起粮店老板欠他一枚八年的袁大头工钱，就厚着脸皮去要了回来，拿着这枚稀有的袁大头去米铺，老板果然多给了五斤米，一家人才算熬过了灾年。奶奶说：“那时候家里的抽屉里要是能压着两三枚袁大头，心里就踏实多了，不怕天旱不怕灾。”

袁大头也藏着年轻人的心事。太爷爷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太叔公，年轻时喜欢邻村的姑娘，想托媒人去说亲，按照当时的规矩得送“聘礼银”。太叔公省吃俭用攒了五枚袁大头，用红绳串起来，亲手交到姑娘父亲手里。后来太叔公和太叔婆结婚，那五枚袁大头又被当作“压箱钱”陪嫁了回来，成了夫妻俩的第一笔“共同财产”。

不光老百姓用袁大头，商号、银行甚至军阀部队都认它。太爷爷说他见过粮店老板收大商户的货款，一箱子一箱子的袁大头，用秤称着算钱；也见过北洋军的士兵发军饷，每人手里攥着几枚袁大头，高兴地去酒馆打酒喝。有一次粮店来了个穿军装的军官，要给部队买一百担米，掏出来的全是崭新的民国十年袁大头，银元上的头像还闪着银光。

民国年间战乱不断，纸币贬值得厉害，今天能买一袋面的钱，明天可能就只能买一个馒头，可袁大头却一直“坚挺”，成了大家藏钱的首选。那时候的人藏袁大头可有不少花样，有的缝在棉袄夹层里，有的埋在院子的老槐树下，有的甚至把银元裹在蜡里，藏在墙缝里。

奶奶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太奶奶，藏袁大头的办法最特别。她把家里的五枚袁大头用布包好，塞进了给奶奶做的虎头鞋鞋底里，外面用针线缝得严严实实。有一次日军进城搜查，翻遍了家里的箱子柜子，也没发现鞋底里的银元。直到抗战胜利后，太奶奶才把鞋底拆开，拿出那五枚袁大头，银元上还带着虎头鞋的针线印。

战乱中，袁大头还成了“救命符”。太爷爷有个远房亲戚，从河北逃难到北平，身上什么都没带，就揣着三枚袁大头。路上遇到劫匪，抢走了他的行李，却没发现他藏在腰带里的银元。到了北平后，他就用这三枚袁大头租了个小棚子，摆了个修鞋摊，慢慢站稳了脚跟。后来他总说：“是这三枚袁大头给了我一条命。”

不过藏袁大头也有风险。太爷爷的邻居张大爷，把十枚袁大头埋在院子里，结果战乱中院子被炮弹炸了，等战后回来挖的时候，早就找不到了，张大爷为此哭了好几天。那时候的人常说：“袁大头是好东西，可藏得住钱，藏不住乱世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