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天岭上的“守望者”

摩天岭上的“守望者”

本报记者 马金瑞

深秋的摩天岭，风从山口灌上来，卷起大片枯叶。云影缓缓掠过山脊，松涛像海浪一样起伏。火情瞭望员孙忠全站在瞭望塔顶，双手扶着冰凉的栏杆，目光沿着山势一点点延展。他举起望远镜，搜寻着山坳深处的每一个角落。这已是他在摩天岭守望的第29个年头。

从伐木工到守望者

摩天岭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绰河源镇西南40公里处，是大兴安岭岭南的第二高峰。海拔不过千余米，却是眺望林海的天然制高点。

1987年，年轻的孙忠全背着行李进了林场。那时的山是嘈杂的，油锯声、拖拉机声昼夜不歇。油锯剌开树干的声音，像空气被撕裂，木屑飞起，百年老树接连倒下。

“那时候谁也没觉得可惜，树多得是。”他说。

木材一车车往外运，换来城市的楼房和工厂。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山的颜色在褪去——土裸了，风更烈，连小溪都断流。

1996年，他被调到摩天岭瞭望站。那年春天，他第一次爬上塔顶。风大得几乎把他推倒，望远镜里是一望无际的林海。那一刻，他从“砍树人”变成了“看林人”。

“那时不懂什么生态，领导让我守，我就守。”他说。

守山的头几年，他的生活中只剩下孤独。白天听风，晚上听风，连梦都是风的声音。山下还在伐木，他在山顶望着，心里空得很。

2015年，大兴安岭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那天，他正在塔上值守，听到广播里传来停伐的消息，看着林海在阳光下起伏，像一片沉默的海洋。他后来才明白，自己不只是“看林子”，而是见证一场关于绿色的回归。

七个月的守望

摩天岭防火期长达7个月。每年4月上山，10月下山。物资车把米面、煤油、咸菜送到山脚，剩下的全靠人一点点往上背。车走人散，山顶只剩他。

瞭望站下的一座“木刻楞”就是他在山顶的家，原木垒成，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炉火一灭，屋里温度立刻掉下去。春天上山时，屋里冰冷，炕潮得烧不热。夜里炉火噼啪作响，火光照着墙角的积霜。风撞在木门上，发出闷响。

那时山上没有电，没有网。水靠雨水桶接，沉淀一夜才能用。一盆水要洗脸，擦身，再浇花。盐和火柴都要按天数算着用。

吃完早饭，他开始一天的工作：爬塔、观察、记录。铁梯被风吹得发颤，手一放上去，就能感觉到冰凉。

他习惯用随身带的小本子记下每天的天气和风向。二十几年来，他的抽屉里笔记本塞了一大摞。

防火最紧张的时候是“五一”前后。春风干燥，游客也多，他天不亮就要爬上瞭望塔，一站就是一整天。

“眼睛不能离开林子，一走神就可能出事。”他说。

有一年夏天，北坡方向升起一缕淡烟，几乎和云影融在一起。他反复确认，立刻通过电台报告。扑火队及时赶到，发现是一处雷击火点。

“要是再晚10分钟，风一刮就烧开了。”队员对他说。

“林子没事，就是最大的事。”他说。

森林回来了

2015年停伐后，摩天岭慢慢安静下来。油锯声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鸟鸣。第二年春天，孙忠全看见一片被伐空的坡地上，冒出了一层细密的小松苗。风吹过时，叶尖闪着光。

“树自己长回来了。”他看着那片新绿，语气像在说一件稀罕事。

又过了几年后，山里更热闹起来。

一对鼠兔在他的小院安了家，每天清晨都能看见它们在石头缝里钻进钻出；一只猞猁成了常客，起初只敢在远处的岩石上蹲着，后来竟敢在他脚边打盹。

“我忙我的，它睡它的，都习惯了。”他说。

有一次深夜，屋外传来低沉的呼吸声，紧接着是木门被重重拍响的声音——是一头被炸鱼香味吸引来的棕熊。孙忠全屏住呼吸，手握斧头，一动不敢动。等门外安静下来，他的手心全是汗。

“棕熊上山，说明林子真活过来了。”他说。

随着树多起来，溪水也回来了。雨后的小沟里有了水声，风吹过松林时，带着潮湿的松脂味。

他坐在塔顶，看云影在林海上移动。那一刻，他突然觉得不再孤独。

“原来山上有生命在动，我不是一个人。”

他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每一处林线：哪条沟谷常起雾，哪个坡最容易干裂，哪片林子风口最大。他用这些经验判断火险、分析风向。

“山跟人一样，有脾气。你守久了，就懂它什么时候要‘发火’。”他说。

他还自制了一个“烟色表”——用不同深浅的铅笔涂色，标注从灰白到深灰的层次，方便对照。

“烟有硬有软，颜色一变，我就知道是雾还是火。”

这份敏感救过几片林子。多年来，摩天岭防火区实现零重大火情。

8年前，孙忠全退休的老伴刘坤搬上摩天岭。

她带来花布窗帘、白被单，还有一口铁锅。屋里开始有炖肉香。傍晚，两人搬着小马扎坐在门口，看夕阳染红林海。

如今，瞭望站通了电，也有网络。刘坤在窗台种了几盆花，老两口也在山上养了一只小狗。

春天雪线退到坡脚，夏天云雾从脚下升起，秋天黄叶铺满山谷，冬天风雪封山。孙忠全能从风向、湿度、鸟鸣听出天气的变化。

29年，他忍过了孤独、挺过了风雪，守望着林海一点点复绿。（马金瑞）

（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