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得流油的清朝，最后却穷得叮当响

说起大清朝的银子，那可真是一本让人唏嘘的账。曾经富得流油，最后却穷得叮当响。

咱们先说说清朝那套独特的货币制度。那时候用的是银和铜两条腿走路：白银是大哥，用来交税、发饷、做大买卖；铜钱是小弟，老百姓日常买菜扯布都用它。表面上看分工明确，可实际上各走各的道，麻烦就出在这儿了。

康乾盛世那会儿，中国简直就是世界工厂。瓷器、茶叶、丝绸，样样都是抢手货。外国商船排着队来进货，白银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据说当时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都在中国，那真是泼天的富贵。山西的晋商们，动不动就是几百万两的生意，眼都不眨一下。

可这么多银子都去哪了呢？皇帝带着官员、富商们，不是盖园子就是买地，剩下的都拿去放贷了。您没听错，全民高利贷。钱生钱的游戏玩得风生水起，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白银在富人手里打转，苦的却是用铜钱的老百姓。

铜钱本该由朝廷统一铸造，可官方自己就先摆烂。偷工减料是家常便饭，该用一斤铜，非要掺半斤铁。铸出来的钱又薄又脆，新钱掉地上都能摔碎。老百姓管这叫“橘丝”或“小钱”，质量差到没法看。

官方都这样了，民间更是不客气。私铸铜钱成了最火爆的买卖，搞个小炉子就能开工。这些私钱轻飘飘的，一百个摞起来还不如官钱八十个高。道光、咸丰年间，有些地方市面上流通的钱，十文里头得有四五文是这种劣质货。

最要命的是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比例。官方规定一两银子换一千文，可市场哪听他的？到了道光年间，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獗，白银哗哗往外流。结果一两银子能换的铜钱越来越多，从一千二涨到一千五，最后能换两千多文。

这对农民来说简直是灾难。地里辛苦一年，卖粮食换来的是铜钱，可交税要用银子。原来卖一千文粮食就够交税，现在得卖两千文。等于平白无故多交一倍的税，这日子还怎么过？

等到咸丰皇帝上台，面对这个烂摊子，又想出两个“妙招”：铸大钱、发票钞。

铸大钱就是造面值超大的铜钱，什么“当五十”、“当百”，甚至还有“当千”的。朝廷觉得一个钱当一千个花，多划算。可老百姓不傻，一个大钱就算再大，铜的价值也就几十文。这不是明抢吗？北京城的商人直接罢市抗议。

更可笑的是，民间私铸作坊乐坏了，仿造大钱利润更高。朝廷一看玩砸了，赶紧缩水降面值，结果信誉彻底崩盘。

发票钞更是一出闹剧。朝廷开动印钞机狂印纸币，美其名曰“大清宝钞”、“户部官票”。可印钞得有准备金吧？得能兑换吧？这些统统没有。纸币像雪片一样飞向市场，今天能买头猪的钱，明天只够买条猪尾巴。

最气人的是，朝廷发军饷、买东西时强行搭配纸币，可收税时却拒收纸票子。这种只许州官放火的做法，让纸币很快成了废纸。

不过话说回来，民间倒是挺有办法。上海的钱庄商号自己铸造银饼，成色足、分量准，很受欢迎。后来在洋务派推动下，广东开始用机器铸造“龙洋”，这才算有了像样的银元。

纵观大清朝这两百多年的货币史，就像看着一个大家族从兴盛到衰败。从富甲天下到债台高筑，从信誉卓著到信用扫地。再厚的家底，也经不起胡折腾；再好的制度，也架不住人心败坏。

如今咱们用着手机支付，可能很难想象当年为几个铜钱发愁的日子。但历史告诉我们，钱袋子的事，从来都不是小事。它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温饱，关系着天下的安定。这一点，古今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