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袁世凯，历史的罪人还是功臣？

《淮，敞开的门》

回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动荡的中国历史，我们无法绕开两个人——李鸿章与袁世凯。

他们一位是旧式科举官僚代表的精英人物，摇身一变成为实业官僚的先锋，担任中国前所未有的洋务统帅，周旋在列强之间，走完跌宕起伏的一生。

另一位身处帝制与共和的转折时期，短短十年间，从清朝顶梁柱沦为革命果实的窃取者，并最终导致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

从个人命运的结局来看，他们无一不是历史的败者，甚至是不仁不义的叛徒、阴险狡猾的权谋者。但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他们都曾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作为清末民初政坛的枢纽人物，他们都曾在中国最脆弱无依的时候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淮，敞开的门》

正如日本学者冈本隆司在《李鸿章·袁世凯》中所写，“没有任何个体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因此，如果准确地追踪历史上的人物，便可以复原那个时代。”

《李鸿章·袁世凯》以最客观的视角，完整再现了李鸿章与袁世凯二人的政治生涯，作者对二人的政治决策与命运作出最精准的评价，并将之与整个时代背景勾联，清晰揭开了两位历史人物与现代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李鸿章和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各省积蓄实力而中央走向没落的时代，是一个内政外交风云变幻的时代。而如何理解李鸿章和袁世凯，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今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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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落日孤臣”李鸿章

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李鸿章算得上是清朝头号的知日派。他越是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就越是对日本感兴趣，甚至有了敬畏之心。这是因为他自身无法完成的官民一体的西方化、近代化在日本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比任何人都强烈地把日本视作威胁，日本是“中国永远的大患”，也是他羡慕的对象。

李鸿章一手培养出的淮军，当时大约拥有17万兵力。他聘请了德国军人汉纳根担任军事教官，实行德国式的训练，并以克虏伯枪等德国生产的武器为主来武装淮军。北洋海军的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1886年，两艘军舰率领巡洋舰，依次访问了朝鲜的釜山、元山，俄国的海参崴和日本的长崎，兼有示威的意味。9月在长崎时，船员们上岸后胡作非为，日本警察与北洋海军的水兵发生了冲突，演变为街头战等武力事件。日本的舆论一度高涨，要求对清开战，而日本政府慑服于北洋海军的强大阵容而有所顾忌，回避了战争。五年后的1891年，编制后的北洋水师再次在长崎靠岸，举行了示威运动。

《淮，敞开的门》

从这里可以看出李鸿章等人的用意。无论战舰多么强大坚固，缺少士官、技师等人才和组织，就无法运营和强化海军，以李鸿章为首的当局知识分子不会不懂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在面对外界的威胁时，最少应该振兴海军的威容。正因为对日本的西方化感到畏惧和羡慕，痛感自身的差距，北洋海军才会屡次前往长崎，在日本人面前炫耀，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焦点依然是朝鲜半岛。1894年2月，东学信徒们在全罗道发动起义，要推翻朝鲜政府。6月初，朝鲜政府终于效仿“壬午、甲申的先例”，请求清朝派兵支援。

清朝把这看作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特别是对经李鸿章授意、在汉城驻扎了十年来以证明朝鲜属国立场的袁世凯而言，更是如此。派遣援军，实现军事保护的话，那么谁都能知道，朝鲜是清朝的属国。

但是，《中日天津条约》却不能坐视不理。第三条规定，日清向朝鲜出兵时，需要事先相互通知。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如果日清两国有一方出兵，那么另一方就自动有了派兵的权利。李鸿章之所以一直克制对朝鲜行使武力，也是有这一条的缘故。

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东学党和朝鲜政府在6月10日签署了《全州和约》，达成了和解。援军很快就用不着了，撤兵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没想到，6月10日这天，日军进入了汉城。其速度之快超出了想象，继43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汉城后，6月16日又有大约4000名陆军混合旅团在仁川登陆。距离清朝陆军登陆朝鲜，不过才短短四天。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

7月20日，日本向朝鲜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侵犯朝鲜独立自主”的清军撤退。倘若朝鲜政府做不到，日军将代为驱逐。8月1日，日清宣布开战，战火就此点燃。所谓陆奥外交，就是如何将试图撤兵和避免战争的李鸿章拖入战争的泥潭，说到底，他的策略圆满地成功了。

陆奥的成功，也就是李鸿章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经过和结果就没有必要详细介绍了。军事上，可以说是日本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造成这种结果，原因当然在于李鸿章也意识到的外实内虚的军备。正因如此，他才想回避战争，并想尽了办法。之所以未能实现，是由于阻碍势力的存在。

一点是陆奥外交和它的结果。陆奥宗光将李鸿章策划的英俄干预尽数除尽，挑起了战争。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列强原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李鸿章的干预和意图，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英国原先将清朝和李鸿章当作阻止沙俄南下的壁垒而满怀期待，之后却逐渐转向日本；沙俄原本忌惮清朝和李鸿章而有所收敛的南下政策，也终于进入了实施的阶段。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

另一点是清朝的内政结构以及势力均衡的变化。日清开战的这一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年，正逢西太后六十大寿，而李鸿章也已经72岁，进入了古稀之年。从个人角度来讲，两人也偏向于隐退，而不希望挑起战争。

可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条件却发生了变化。首先，光绪皇帝已经长大成人。长期以来有名无实的皇帝，开始掌握实权，不满于现状的势力纷纷投向光绪帝，试图与实权派对抗。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表现为批判非战意见的主战派。

李鸿章最初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他觉得区区几个书生成不了什么气候。没料到，他以军费不足为由拖延开战的时候，皇帝一派的户部尚书（财务大臣）翁同龢却在7月11日凑出了300万两的巨款交付给北洋水师。被逼入困境的李鸿章，已经无法再坚持回避战争了。即使如此，他仍然未放弃回避战争的希望，没有一举派出大军，而是逐渐增派，这在战术上是最不可取的。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

如此看来，中日甲午战争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战役，它相当于体制瓦解的过程。日本强行发起战争，虽说是他们判断自己与北洋海军的实力在军事上旗鼓相当而发起的挑衅，然而战争爆发后，形势向对日本有利的方向转化。反而言之，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掌权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所有条件，都由于这场战争而丧失。对李鸿章而言，这是毫无疑问的败局。

“落日”的“孤臣”，是李鸿章临终前的自画像，形象地勾画出自己的境遇。李鸿章是垂帘听政和督抚重权互相弥补、处于稳定时期的政治家。也许，他的实力正是将两者相结合，保持稳定。然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起义这一过程中，他失去了权势，垂帘听政和督抚重权陷入了彻底的决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急剧对立，决定了之后中国的结构框架。而李鸿章的位置，似乎已经不在其中。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

02

袁世凯：从顶梁柱到窃国贼

袁世凯被拥戴为皇帝后大约过了两周，12月25日这天，一封电报传遍了全国，云南省宣布独立。主谋人物是该省都督蔡锷和将军唐继尧，二人都曾经是袁世凯的部下、北洋军的军人。他们先是假意赞成袁在北京即位，密谋回到云南后即刻举旗反叛。

他们举兵要求废除帝制，自称护国军。再加上地方的独立，如同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再现。就此造就了“三次革命”。

可是，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出乎了袁世凯的意料。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他首先未能沟通好对外关系。特别是提出“二十一条”后，日本政府一直冷眼旁观着皇帝即位的动静，立刻表明了反对的态度，让袁世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国内的局势也出现了动荡。一直雌伏的革命派加入护国军的行列，提出严厉的批评；而接受了社会主义等新思想的学生们，也在皇帝眼皮底下的北京开始对专制加以批判。

《末代皇帝》

对袁世凯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军事局势。他匆忙组织的镇压部队吃了大败仗后，属下的部将们也开始观望起形势来。很快，贵州、浙江、陕西、四川、湖南各省也呼应云南纷纷脱离了北京政府。

此时，最有实力的部下冯国璋向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废除帝制，并停战和解。在这里要注意到他驻扎在南京。袁世凯看到电报后，就像最终接到了宣判一般，只好在两天后的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君主立宪，并撤回了推举皇帝这一举措。“中华帝国”就此草草收场。

辛亥革命的混乱当中，袁世凯在万众瞩望之中宣布登场。当时，几乎无人批评他窃取了革命果实。虽说立场不同，各路势力对他的期待却绝不可小觑。即便如此，他仍然未能避免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这是因为民国的袁世凯政权和中日甲午战争后发生质变的清朝政府，并没有什么区别。

归根到底，他都是从中央的角度来强化体制权力，由此招致了与地方的对立、北京的孤立。最后的三次革命导致了各省的脱离和军阀的混战，北京的中央政府得不到地方的服从，化作了所谓“没有地方的中央”。当时，各省都加深了与外国的直接往来而取得了经济增长，对中央和其他地区的依赖有所减弱，得以财政自立、维持军费开支。

袁世凯对这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经过、趋势和实况掌握了多少呢？仅仅看他的言行，可以说他局限于西方立宪制和近代国家的概念上，而未能洞察到宏观的结构和动态。原本就不仅是他一个人如此，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士无一例外。这样思考的话，他所推行的政策并不是地方和中央的有机结合，而是滋生了反目和争斗，最后走向消亡，也许是必然的结果。

《末代皇帝》

因此，统一的中国因为袁世凯而变得四分五裂，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清朝，至少是清末的中国，以近代国家的标准看来已经处于分裂的状态。袁世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总统，想要建立起中央集权、名副其实的统一的近代国家。可是，他未能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以失败告终。本就存在的分裂状态，由于他的失败而演变为军阀混战，转化为表面现象。

尽管如此，在集权统一问题上，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善后大借款的财政措施。

为了获得这笔外债，袁世凯政权用盐税收入做担保。在外国看来，没有比它再可靠的财源了。没想到，课税征税却是极其的紊乱复杂，中央政府能拿到的实际收入微乎其微。因此，列强以提供贷款为条件，要求聘请外国顾问实行盐税行政的改革。

袁世凯政权以此为杠杆，进行了大范围的财政金融改革。通过盐税的改革和内债的发行，夺走了地方控制的税收，并提前征收。还将地方发行的各种形式的货币、纸币统一为中央发行的“国币”，来实现币制的一元化。这些都是抑制地方走向自立、加强集权和统一的措施。

《孙中山》

不仅仅是货币，袁世凯的事业从盐税、内债到军事，在很多领域都是蒋介石的先驱。更准确地讲，他就是先驱。

先驱往往伴随着艰辛，不能仅仅责怪袁世凯一人。能够洞察渴望统一的时代思潮与现实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乖离，并采取永久有效政策的人物，真的会存在吗？不都是屡屡碰壁层层受阻的吗？蒋介石是如此，就连今天似乎也不例外。这么看来，袁世凯和他的时代，是造就了延续至现代的中国政治的一个出发点。

从袁世凯对共和的态度和复辟帝制可以看出，他对最新流行的时代思潮和理论性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未进行任何的迎合。

也许，时髦是指与人类世界的本质无关的粉饰。可是，在中国史上，这些粉饰也是很重要的。袁世凯连这些都没有，他有的只是活生生的政治能力、军事能力，也就是实际的处事能力。

袁世凯本人在上升期和没落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也是如此。变化的是他的立场和时代的风潮。在以往的价值观、世界观动荡的时期，袁世凯率直的言行体现出了地方官的冷静和果断。然而，一旦时代风潮形成后，这种率直反而暴露出了作为一名元首的丑陋和腐臭。

帝制专制为恶、立宪共和为善，向外国妥协为恶、反帝国主义为善，这些当时的时代风潮，直到现在也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很是让人生疑。其中，自始至终注重于现实而褒贬参半的袁世凯的生涯，应该可以看作是折射出中国百态的一面“镜子”。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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